吴钟麟

　　期待着，期待着——当一位位文学艺术家健步上台领取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时，我心里特别期待的就是我的两位恩师的出现……

　　一位恩师是徐中玉老师，我文学启蒙人。五十八年前，徐老师也是健步踏进文史楼大教室，神采奕奕。老师身材魁梧，巍然矗立在讲坛上。讲课从不手舞足蹈，也从不天马行空，博大而又严谨；发下的讲义除了注释，还附有参考资料举要，再加讨论题，都是长长一串，俨然小丛书。我将这些参考资料装订后配上封面，珍藏于书房至今。

　　但我对徐老师的认识曾经有过曲折。那时上海戏剧学院每次毕业演出总邀请我校中文系师生观赏。有一次演的剧目是《同甘共苦》，内容是一名南下干部进城后抛弃老区的糟糠之妻，另娶城市女学生，为此乡下“黄脸婆”路远迢迢赶来，指责他不该忘却根据地民众为革命作出的支持，背叛夫妻情谊。我对这当代的陈世美感到很气愤。那时我才叩文学的门，渴望指点，正巧徐老师就坐在我右侧，正聚精会神看戏。我瞅个间隙，把我的想法向徐老师提出来，哪知他只是认真听取我的滔滔不绝，却不置一词。说实话，那时颇有大师高不可攀之感，这种感觉一直延伸到文学概论口试。

　　那天夜间正好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文史楼前的大草地覆盖着厚厚的雪褥，整个校园宁静而明亮。徐老师看了一下我抽到的试卷，和颜悦色地说：“第一次口试吧，别看着我，那会更紧张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这一说使我心里宽松了不少，又见他只是手托腮帮注视火炭盆而并不看我，就完全放开了。

　　我的试题是“试述文学的阶级性”。那时年少气盛，颇想标新立异以博得好成绩，于是恣意发挥。结果事与愿违，徐老师随后连发三问，一问你的见解有无其他理论依据，二问你的见解有多少作品为基础，三问讲义后开列的参考资料读了多少。我当下便被问倒，因为我的所谓见解仅凭“灵感”，并没有下力气去做什么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