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际货币挑战

　　这篇历史的记述已经清楚地表明，“缔造者们”将创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视作公正、稳定的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所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要早于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时也早于1947—1948年设立关贸总协定及夭折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会议，这一点并非偶然。在“缔造者们”看来，货币问题应当先于贸易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如果竞争条件可能因大幅的、不可预见的汇率波动而完全改变，各国就不会愿意承诺削减关税。

　　在对战后货币秩序的早期思考过程中，英美两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计划。战后规划者们意识到，汇率波动和失调、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以及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完全自主，不符合开放性贸易体系的要求，也不符合实现高水平就业及增长的目标。他们希望在政府间集体管理国际流动性总量、国际资本流动以及汇率和国别调整政策。英国财政大臣通过如下这份声明非常有力地总结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里·怀特最初共同的想法：我们需要一种有序和达成共识的方法，来确定一国货币单位的价值，以消除单边行动，即各国通过汇率贬值的方式来恢复竞争力，及其中蕴含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国际货币体系从那些任意的、不可预测的和有害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这些影响在过去是由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投机性运动造成的。我们要使各国就经济政策达成一致，并就作为该经济政策实施工具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如果任何一国政府想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便会受到制约，需要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磋商，而且作为各方达成共识的政策的组成部分，各国都需要采取措施更正本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倾向。下议院辩论记录第386卷第826节（系列5）（1943年）。00早期的战后规划中设想的政府间集体管理货币的计划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雄心勃勃的凯恩斯计划提出设立清算联盟，并建立以“班科”（Bancor）为形式的透支贷款机制，但不敌怀特提出的更为保守的计划，即建立一个基于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款权的体系。然而，战后世界贸易和通货膨胀飞速增长，使得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均不能满足国际储备的需要。最终，全世界选择了美元本位体制，国际储备的总量主要由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所决定，这一点无论是凯恩斯、怀特或是其他战后规划者都未曾想到。

　　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时设立了特别提款权（SDRs），本意是预示着要回归到一个真正的国际储备体系，但是也没有奏效。如今，特别提款权只占世界流动性总量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提出特别提款权问题，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发展援助或作为改善世界流动性分配的一种方式，但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不赞成国际储备体系朝着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方向变动。关于采取某种形式有限度地合并储备的想法，即将各国持有的美元交存基金组织并换取特别提款权，这一概念在卡特政府时期被认为是不可谈判的，并从此被无限期搁置。今天，金融界讨论的不再是集体管理流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温和、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即逐步向多货币储备体系转变。在这一体系中，欧元、日元可以和美元一道成为国际储备资产。至于能否成功建立这种多货币储备体系，并实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希望实现的国际货币稳定的目标，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