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我们上面的叙述，虽然说仅仅是从某些角度来进行的，难以面面俱到，然而，近代日本的国民使命观，关于它的类型，我们已经作了较多的考察。对于这些类型的使命观，在此重新对之进行评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阐明了这三种类型的使命观形成的思考过程的话，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可以说，上述的三人，无一例外，都把日本的富强看成是自己的夙愿。但是，包含在这一夙愿之中的内容、意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相异就表现在，日本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使自己变成“强国”，变成“一流国”，成为“伟大的民族”。这些都是应该通过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它所面临的现实这两点格斗以后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探讨大隈、内村、北一辉三人以及他们的使命观时，或许可以从内村或北一辉所设想的路线——二者的内容、意义虽然截然不同——中感觉得到一种可怜或是凄惨。这种可怜或凄惨，可能来源于他们在近代日本所处的困境下无论如何都想面对现实寻找这个国家的前进道路这一点上。他们对东、西两方的对立，不把它看成是单纯的表面的文化融合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将这一课题放在作为东方国家日本的生存逻辑与生存伦理这一高度上来思考，然后，在这一基础上试图再将问题升华。这时，他们将东、西对立外在性的存在转化成了内在性的紧张关系。这样，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为了实现这一使命，不仅仅要对外作战，而且同时也要对内作战。他们的使命观，没有停留在仅仅提示了外在活动的目标，而是始终强调为实现这一使命的内部的革新与内发性的能量。换句话说，即通过这一使命观的提示，在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上，他们试图与近代日本的所谓文明开化过程对立，并推动了这一对立面的发展。

　　我们最后仍然有一个问题必须附加说明一下，那就是，如果实现这一国民使命必须由内发性的能量来支持的话，那么，这个能量最核心的部分就应该是由国民组成的这个国家的传统，除此以外，恐怕别无他物吧。章炳麟所说的“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就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还有，孙文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主张“公理”时，可以说，他的心灵深处蕴藏着“天道”，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他们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从保护弱小民族的伦理中去寻求中国的天职。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三民主义》)

　　孙文的这番话，显示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来的中国式的使命观，体现了权力与道德相均衡的姿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