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穆时英，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段风靡一时。苏雪林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里一语中的，道出其对都市文学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前住在上海一带的大都市而能作出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几近昙花一现的穆时英作品，八十年后重现江湖，给二十一世纪的年轻新读者们，带来耳目一新、与众不同的感觉。

　　让人感觉新颖的，首先是语言。穆时英的语言，更接近电影，而非小说。不妨对照一下《子夜》和《上海的狐步舞》的开头。茅盾的笔墨分明是小说的：“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而穆时英的，则无疑是电影的：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再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画着弧线，沿着天空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

　　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

　　拎着饭蓝，独自个儿在那儿走着，一只手放在裤带里，看着自家儿嘴里出来的热气慢慢儿的飘到蔚蓝的夜色里去。

　　除去语言上的现代性以及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外，他的眼光也是“聚焦于‘十里洋场’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诚如今人陈子善所云（见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的狐步舞》）。然而真正透彻了解穆时英的，却是1935年就出来撰文评价穆时英的沈从文。短短两千字一篇文字，就把穆时英分析解剖到鞭辟入里的地步（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心与物游》)。

　　沈先生指出，“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逾量，自然转入邪僻”，“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时时见出装模作样的做作。作品于人生隔一层。在凑巧中间或能发现一个短篇速写，味道很新，很美，多数作品却如博览会的临时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一眼望去，也许觉得这些东西比真的还热闹，还华美，但过细检查一下，便知道原来全是假的，东西完全不结实，不牢靠”。

　　看到这里，我于是恍然大悟，原来穆时英作品生命力的复活，以及在二十一世纪重返江湖的机缘，恰恰在于今日社会现状的真实，已经充斥了那些光怪陆离的不真实。我们自己的神经已经被自己麻痹。日常生活的真实性，早已被博览会的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闹得眼花缭乱，盛世一团，风光华美，虚假无限。这大约是沈从文先生也始料不及的吧。

　　沈先生还说，“作者适宜于写画报上作品，写装饰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就限制了作者。企图作者那枝笔去接触这个大千世界，掠取光与色，刻画骨与肉，已无希望可言”。“统观作者前后作品，便可知作者的笔实停滞在原有地位上，几年来并不稍稍进步”。“照这样下去，作者的将来发展，宜于善用所长，从事电影工作，若机缘不坏，可希望成一极有成就的导演。至于文学方面，若文学永远同电影相差一间，作者即或再努力下去，也似乎不会产生何种惊人好成绩了”。

　　这样透彻的点评，已经不仅是在评论穆时英的一时之短长，而是触及到了文学或者说小说与电影的根本差异。刺激感官的作品甚嚣尘上，触及灵魂的读物少之又少，几近绝迹，这才是现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穆时英的作品，又带着清风与我们拂面，落花随着流水，重新回到人们的身边。只是不知道这一回，清醒的又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