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道光二十年成进士。少从从父、著名学者刘台拱学，长而与《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的著者、仪征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著有《释谷》《汉石例》《宝应图经》《胜朝殉扬录》《文安堤工录》《愈愚录》《念楼集》等；而由其主撰、并由其子恭冕续成的《论语正义》尤为清人十三经新疏的杰作，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著，已由中华书局多次重印。

　　恭冕《论语正义后序》记述：

　　先君子少受学于从叔端临公，研精群籍。继而授馆郡城，多识方闻缀学之士。时于毛氏《诗》、郑氏《礼注》皆思有所述录，及道光戊子，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思、句容陈君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自是屏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事，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己。

　　这里告诉我们：一、刘氏的治学态度是不为专己之学，泯除门户之见，而以实事求是为依归；二、刘氏的治学方法乃是受焦循的启迪，在疏证经典前，必先搜集相关研究著作，摘录以为长编，一至“数十巨册”；三是疏证《论语》事出偶然，而其前则曾有志于《诗》、《礼》的研究撰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影印的《毛诗注疏长编》与《诗经注疏长编》，正是刘氏有志于《诗经》著述而作的资料长编。

　　除《毛诗正义》外，《毛诗注疏长编》　所录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著作，包括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顾炎武的《日知录》、《左传杜解补正》、胡渭的《禹贡锥指》、惠周惕的《诗说》、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全祖望《经史问答》、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李惇的　《群经识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汪中的《述学》、朱彬的《经传考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补正》以及作者之父刘履恂、叔父刘台拱的著作。另一稿本《诗经注疏长编》乃是同类笔记，内容则以段氏《说文解字注》为主。

　　这两部稿本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就《诗经》本身而言，刘氏所关注的相关研究颇为广泛，而尤注重非《诗经》研究专著中相关内容的辑录，其中一正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即以段氏《说文解字注》而论，段氏之注《说文》广荟群籍而为例证，在阐明　《说文》　之义的同时也对群书进行了校释，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见解，但现在的研究者或还能参考段氏的专著《诗经小学》，但鲜有人从《说文》段注中逐条辑出相关资料。其实《说文》注成稿于段氏晚年，其中涉及《诗经》的部分，较早年之《诗经小学》有沿袭，有加详，有订正。订正之例如“灵雨既零”条，《诗经小学》谓“既零，犹言既残。《说文》：‘零，余雨也。’《广韵》作‘徐雨’，误。”至《说文解字注》则云：“徐，多本作‘余’，今依《玉篇》《广韵》及《太平御览》所引《纂要》订，谓徐徐而下之雨。”乃全盘否定了前说。而这类考订多是今之《诗经》研究者不甚措意，却又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二是就帮助我们了解清人的治学途径言，今人莫不钦服清代考据学家用力之勤，刘氏的《论语正义》，亦以广征博引、考释明辨享誉士林。刘恭冕已交代刘氏著述之先，有长编数十巨册，惜乎我们只能见其最后成品、而不能见其长编的具体做法。而《诗经》资料的长编，正弥补了这个缺憾。梁启超曾表彰清代学者不偷懒、不惮烦的资料功夫，而从这两部稿本中，我们正可窥见刘氏乃至清代学者的治学途径———这是其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