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的是一种特殊的、活着的历史。但凡写史，自古以来无非是记言、记事、记人几种。《春秋》是记事，《左传》则记事也记言，司马迁的《史记》最为大家所熟知，因为它的主体是记人。有人，才有事；有人，才有言，故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通过读史书，我们了解的多是人事，或者多是客观现象，比如官阶、经济、人口以及文化状况等。可是，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那些生机勃勃的日常图景，正统的史书上是不太会写的。比如，那个时代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婚礼如何操办、葬礼怎样举行，唱什么戏、吃什么点心、穿什么衣服，衣服的褶皱有几道、上面又分别饰着什么图样的花纹……这些特殊的生活细节，你惟有在小说中才能读到。

　　小说所保存的那个时代的肉身状态，可以为我们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有了小说，粗疏的历史记述就有了许多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

　　历史如果缺了细节，就会显得枯燥、空洞，而文学如果缺了历史的支撑，也会显得飘忽、轻浅，没有深度。你看当代小说，很多都是写个人的那点情事，出自一种私人想象，但这些情事背后，没有个体如何在历史中艰难跋涉的痕迹，没有时代感，就显得千人一面。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它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很多小说当时影响很大，过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时代一变，写作的语境一变，那些故事、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读之也乏味了。小说是在写一种活着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它要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鲁迅的小说何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在于它那种对时代的概括力。鲁迅写的是当下的事情，是此时此地发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和作者靠得很近，这本来是最难写好的，但鲁迅为虚构的人物找寻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困苦、麻木与挣扎，一旦放在这个背景里，虚构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时代语境，小说也就成了历史讲述中的一部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弥合了，小说也因为有了历史的旁证，而变得更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