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批评家能像李健吾一样，仅凭着为数不多的文章，便能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树立口碑；也很少有批评家会像李健吾一样，在批评文章中直接陈述他的批评观。譬如《咀华集》的首篇文章，所谈的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文章开头有很大的篇幅却是在讨论语言的翻译问题，甚至，接下来还顺势过渡，探讨批评家与翻译家的微妙差别，以及何为批评。他谈论沈从文的《边城》的文章也同样如此，全文字数并不多，却用了约占全文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谈论批评如何运作，批评家的工作又有何意义。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写法——它有离题的危险，且容易产生令人厌烦的说教气味。然而，读李健吾的批评文章，你并不会有类似的感受。在讲述个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立场时，他不自认为高人一等，不是把你视为他的学生，相反，他平等地对待你，希望与你对话，而不是进行说教。因为这种话语姿态的差别，这些并不服务于文章主题的部分，便成了亲切的闲谈，既动人心弦，又给人启发。理解到他的意图后，你会感到放松，愉悦，由衷地佩服作者的胆识与宽容，喜欢他的自信与自觉，甚至会对他的高明见解心悦诚服。

　　在关于何其芳《画梦录》的文章中，李健吾曾经谈到：“一个好艺术家多少都是自觉的，至少他得深深体会他做什么，他能够做出什么。在把握一切条件以前，所谓工必利于器，他先得熟悉自己的工具和技巧。这是制作的基本。而诗人或者文人，犹如一个建筑师，必须习知文学语言的性质以及组合的可能，然后输入他全人的存在，成为一种造型的美丽。”同理，李健吾文章中那些并不服务于文章主题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批评家艰难寻找、努力形成自我的过程。更可贵的是，他几乎是把这寻找的痛苦与愉悦，所遇到的黑暗与光明，他的所得与所失，毫无保留地与你分享。李健吾在文章中还说，散文的特点是“要求内外一致，而这里的一致，不是人生精湛的提炼，乃是人生全部的赤裸。”引申而言，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勇于赤裸灵魂、袒露真心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