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张爱玲在沪上文坛的声誉臻于顶峰。8月15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初版，四天售罄，四十天后即再版。同年12月，她又以个人名义出版了散文集《流言》。然而《传奇》再版前言里，那句“出名要趁早”的感慨言犹在耳，也挡不住逝水流年，匆匆渡越。

　　次年八月，日月重光。清算也接踵而至。在国府《汉奸惩办条例》修订出台以前，市面上已有人炮制出一批五六十页的小册子，其中一些，竟将张爱玲置于“文化汉奸”之列。（如《文化汉奸罪恶史》1945.11）不惟如此，就连复刊的《文汇报》也有类似的说辞。

　　此事危及名誉，不容不辩，于是张爱玲借《传奇》出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11）之际，撰写一篇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其中写道：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有些小册子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也当成一宗罪名，这在张爱玲内心，只觉得是“私人的事”，对外人并无“解释的义务”，索性一笔带过。至于序言的第一段里所提“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说实话颇有些突兀。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此前无人说及。近来无意间发现一些材料，倒可为之补缀。

　　1944年11月13日，柳雨生在黄也白主编的小报《力报》上发表短文《开会》，说及：“张爱玲先生的文章，这两年来，我们实在拜读过不少。特别是她的小说，我不愿意瞎捧人，平心静气的说，的确是写得很好。至于说话做人的态度如何，因为人只见过两三面，客客气气的，当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此颇可以为柳、张关系作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