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对当代文学首先贡献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当代性写作”实验，同时也给所有当代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写作命题：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当代？又该怎样文学？可以夸张一点说，余华的一大贡献是以他的“当代性写作”把当代文学从“历史”拉回了“当下”，并提供了一种文学介入生活的新尝试。因此，我认为余华是一个历史的“返回者”和时代的

“同行者”，而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一定也会让未来的历史记住。　　

我们认为对当代文学的讨论除了“文学性”外，还应该建立在“当代性”——这个使当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最核心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论是文学创作或是批评，对于当代性的欠缺与忽视有可能导致文学和时代一定程度的脱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延续和强化了从《兄弟》就开始的“当代性写作”特征，其中的努力和问题非常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当代性既是笔者讨论《第七天》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理解余华创作转向和当代文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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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兄弟》的毁誉争议后，笔者带着两个问题期待着余华的新作。其一，是否会延续《兄弟》当中表现出来的当下现实生活叙事倾向？其二，能否避免《兄弟》中因为压缩文学和现实生活距离带来的审美沉沦问题？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即余华的新作能否在“当代性”和“文学性”之间取得更好的艺术平衡，为当代文学提供一种融现实批判性和艺术表现力于一体、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第七天》以它的成功和不足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分析的依据。

　　笔者曾将《兄弟》的创作转变概括为内容上由“历史”转向“现实生活”，叙述上则采取了“极力压缩文学与生活审美距离”的方式，并认为这种面向当下的写作难度远远大于早期的那种技术化的转变。余华的这种面向当下的创作转变，如果说在《兄弟》时因为表现得不那么充分而缺少总结的依据，那么《第七天》则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余华式“当代性写作”的事实，其具体内涵和特征概括如下：写作内容上由历史转向当下，叙述方式上极力压缩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读者接受上会有一种强烈的亲历性体验，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全面迫近现实并介入生活的努力，因而会令人感到是极为“熟悉”的小说。这种写作比其他常见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审美距离更近，却又比电视剧式的当代生活作品多了人文艺术内涵，是一种从文学内容到表现手段都充满丰富当下精神，并且面向未来历史负责的写作。

　　成熟理想的“当代性写作”很难看到，因为这种写作会带来一种悖论式的审美风险：小说的现实及物性和批判性得到增强的同时，也会因为其中的泛写实和亲历性体验产生一种诗意沉沦的美学后果，文学的神圣感会降低，艺术性也会受到质疑，除了对作家本人的艺术能力构成巨大的挑战外，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体验也会构成强烈的挑战。这些特点决定了“当代性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如何处理好当代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平衡问题。

　　可以肯定，《第七天》确实延续和强化了余华在《兄弟》中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当代性写作”特征。虽然《兄弟》也写了大量当代生活的现象，但40年的历史和50多万字的篇幅却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小说直面当下的印象。相对而言，余华在《第七天》中的“当下”密度比《兄弟》更高：小说使用了许多我们熟悉的新闻素材，虽然为人诟病，却也因此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关注度和社会批判性。诸如“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当然，《第七天》文学性的追求在小说的语言、叙述、文体结构方面都有体现。以小说的语言为例，开篇语言就充满悬念且意味深长，体现了余华一贯简约精练的风格：“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这段文字不到100字，却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础。“我的火化时间”透露了叙述者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而“出租屋”则显示了他的生存状况，“浓雾弥漫”既有时间的交代，也和下文“空虚混沌的城市” 和“鬼魂”叙述形成一种情境呼应，“孑孓而行”透露出强烈的“孤独者”状态。读完整个小说，就会发现这个开篇充满了“人鬼之间”的叙述氛围，叙述者的身份决定了整个小说的叙述基调、语言风格和故事框架等。这样一种“人鬼”结合的叙述方式和“七天”的时间，以及仅仅13万多字的篇幅，从根本上限定了小说的文体结构、语言和思想表达。平均下来，每天的故事大概不到两万字，但整个故事的信息量却并不小，事件众多，人物繁多且前后呼应、主次分明，这需要高超的叙述水平才能避免平均带来的平庸或者彻底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