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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峪颂》具有多重独特史料价值
2018年09月19日 01: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丁宏武 字号
关键词:《河峪颂》;独特;史料价值

内容摘要: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1982年,调查人员在甘肃省天水地区(今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公社(今恭门镇)河峪村马家涧发现一处残存的东汉摩崖石刻。该石刻在历代金石著述中均无记载,根据碑文内容,现通称《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地处河峪村,又简称《河峪颂》。作为残存至今的碑刻文献,《河峪颂》具有三方面史料价值。

关键词:《河峪颂》;独特;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1982年,调查人员在甘肃省天水地区(今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公社(今恭门镇)河峪村马家涧发现一处残存的东汉摩崖石刻。该石刻在历代金石著述中均无记载,根据碑文内容,现通称《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地处河峪村,又简称《河峪颂》。作为残存至今的碑刻文献,《河峪颂》具有三方面史料价值。

  补充《后汉书》阙失

  据残存碑文,《河峪颂》镌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由汉阳郡陇县人赵亿负责建造,旨在为汉阳太守刘福歌功颂德。刘福其人其事,史籍失载。稽考相关史料,刘福应在汉桓帝建和二年至三年(148—149)任汉阳太守,其亲民作风、乱后维稳与灾后重建的政绩,是汉阳吏民为之刻石颂功的主要原因。甘谷汉简中的汉阳长史“亿”,与赵亿不仅同名,而且生活的地域和年代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人。

  《河峪颂》提供的历史信息补充了正史记载的阙失,为了解羌族叛乱后汉阳郡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汉阳郡虽僻处陇右,但扼控关陇古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范晔《后汉书》为主的诸家后汉史籍,对东汉羌族叛乱后汉阳郡相关情况的记载非常简略,除《帝纪》篇偶有片言只语,《西羌传》《虞诩传》《傅燮传》《盖勋传》等篇也有零星载述外,其余史籍则鲜有涉及,不少汉阳太守的姓名及政绩不仅失载,而且凉州百姓在动乱年代的诉求也湮没无闻。《河峪颂》和《西狭颂》等陇右石刻一样,记载了特定历史时期汉阳一带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当地百姓的诉求,寄寓了动乱年代普通百姓对和平稳定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史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至冲帝永嘉元年(145),汉阳一带经历了旷日持久的羌族叛乱(《后汉书·西羌传》);顺帝汉安二年(143),凉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后汉书·顺帝纪》)。《河峪颂》中的汉阳太守刘福肩负乱后维稳和灾后重建的双重使命,抚绥有方,数年之间,汉阳便出现“年岁丰积”局面。该摩崖石刻虽然因年代久远残损不全,但承载着汉桓帝和平元年之前数年间汉阳郡的相关信息,记录了传世文献失载的历史事实。

  早于《西狭颂》二十余年

  《河峪颂》是东汉摩崖石刻原生形态的又一遗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汉代书体演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因历史久远,《河峪颂》摩崖泐损严重,但仍然展示了汉代书体演变过程中一种特定的形态。与《大开通》《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耿勋碑》等石刻相比,《河峪颂》体现的仍然是摩崖古隶体的风格,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并没有被特别强调,显得更为古朴自然,明显代表了汉隶由《大开通》(公元66年)发展到《石门颂》(148)、《西狭颂》(171)的一种过渡形态。

  与《大开通》相比,《河峪颂》更加注重章法,结字规整,字形较为整饬,大小也较接近,所存字迹线条清晰,但其字形仍呈现纵势,线条仍较简单,以直线和方折为主,隶书的横势和波磔特色并不明显,显然处于汉隶并未发展成熟的阶段。而《石门颂》《西狭颂》的隶意波磔十分明显,线条的变化也比《河峪颂》丰富,风格更为厚重,表明汉代摩崖石刻艺术已臻纯熟。

  总之,《河峪颂》以其特有的风貌为东汉碑林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也使享誉书坛的陇右石刻更加绚丽多姿。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不仅出现了敦煌张芝和张昶、安定梁鹄等著名书法家,而且镌刻了武都《西狭颂》《耿勋碑》等摩崖杰作,在书法领域的整体造诣堪称当时一流。《河峪颂》刊刻年代较早,不仅展示了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书法高潮来临之前汉隶的特殊形态,而且与河西出土的汉简互为照应,共同影响了河陇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

  佐证陇坻大坂道西线段

  《河峪颂》摩崖石刻的发现,为确定东汉汉阳郡陇县以及“陇坻大坂道”西线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文物佐证。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凉州汉阳郡下辖陇县,该县是当时凉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有秦亭”。又据史籍记载,陇坻有“陇道”,为秦汉时期沟通关中陇右的交通要道,辛氏《三秦记》、郭仲产《秦州记》等对此道的险峻都有详细载述。西汉末年,王莽置四关将军,命其右关将军王福曰:“汧陇之阻,西当戎狄。”(《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据此,至迟西汉末年,已于“陇道”置关扼守。两汉之交,隗嚣割据陇右,数断陇道,凭险自守。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以御羌患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永初以后,群羌扰乱,屡断陇道,侵掠三辅。正因为陇县扼控陇坻(即陇山)东西交通要道,所以东汉设凉州刺史治所于陇县,以统辖陇右河西。

  三国初期,曹魏撤并陇县入清水县,此后历代所设陇城(在今甘肃秦安县境)、陇州及陇县(今陕西陇县,古称汧源),并非东汉陇县旧地。因此,关于东汉汉阳郡陇县的具体位置,唐代以后即疑惑难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颜师古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〇《陇右道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陕西八·秦州秦安县》等,都认为东汉之陇县即后世之“陇城”。我国台湾学者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详考秦汉“陇坻大坂道”,推断东汉汉阳郡陇县在“陇坂以东”,此说明显有误。

  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汉阳郡陇县在陇坂之西,有“秦亭”。关于“秦亭”的位置,《水经注》卷十七载,“(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水西迳降陇县故城南”。刘满《秦亭考》(《文献》1983年第2期)认为“秦水”即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后川河,“降陇县故城”即今张家川县城,“秦亭”就在张家川县城附近(今瓦泉村一带)。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东汉汉阳郡陇县标注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由于文献阙失,长期以来,关于秦汉时期“陇坻大坂道”西线段的具体位置,学界语焉不详。根据汉代往往于交通要道刻石颂功的惯例,《河峪颂》证明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应该是秦汉“陇坻大坂道”西线段必经之地。恭门镇即古代史籍所载“弓川寨”或“弓门寨”,是陇坻西麓军事要塞,西行十余公里,即至张家川县城(东汉陇县)。此地的“白起堡”出土了秦代“六棱铜铁复合殳”。由恭门镇沿樊河溯源而上,经河峪村、万家坪,翻越黄家坡梁,东行至秦家塬,再经上官场到陕西固关。这条道路沿途水源充足,很可能就是先秦时期已开通的关陇古道西线段。“秦家塬”的地名与“秦”有关,应该与历史上“秦亭”一样,承载着与早期秦人相关的历史信息。“上官场”的命名,显然也与古代驿道相关。沿途黄家坡古街遗迹中的石碾碡臼、万家坪出土的秦汉五铢钱币等,也可表明“秦家塬”古道的存在。

  总之,《河峪颂》摩崖石刻的发现,为确定东汉汉阳郡陇县以及“陇坻大坂道”西线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文物佐证,秦汉以来翻越“陇坻”、令人望而生畏的关陇古道,因此变得更为清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17ZDA25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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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丁宏武 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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