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5年年初，女儿呱呱坠地，时间仿佛慢下了脚步，我有时间发呆和凝望。一天，趁女儿熟睡，我与母亲闲聊，惊讶地得知她生下我之后又怀孕过两次，可惜都打掉了。“竟然还怀过两次？我一直以为你生下我之后只怀过一次！”我大叫起来。印象中母亲只问过我一次“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母亲解释说，当时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能够专心把我养大已经不容易，更不要说养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对于初为人母的我来说，打胎是多么不可思议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我当即追问：“为什么后来没有再问我了，也没有告诉过我后面一次打胎？”母亲说：“你没有问过啊。”

　　做了十多年记者，做了两部有关深圳的口述历史，我曾花费成百上千个小时听逾百深圳人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可是我却没有认真坐下来，打开录音笔，问一问我的父母、丈夫，甚至自己，一些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聊一聊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生命，用文字记录一些如果不再温习即将消失的记忆，重新打量我的家，这座城。

　　2

　　2006年5月，因为结婚，我和先生回到了家乡南昌。筹备婚礼之余，我们去了我的母校南昌二中，还有我家在孺子路上的老房子。上世纪90年代，美丽的百花洲畔，每年高考放榜时，二中校园里蔚为壮观的红色榜单，前面十几张总是挤满了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声名赫赫的学府，无声地诉说着这所省重点高中的骄傲。同时，我也深深记得放榜那天自己那颗卑微的心——从最后十来张写满“南昌大学”的榜单上寻找“熊君慧”三个字。

　　从学校步行十来分钟，来到孺子路上的家。弄堂似乎更加低矮、幽暗，楼梯间摸黑没上几步台阶，就到了二楼。打开家中大门，左手第一间房曾经是我的闺房，此时只剩下木床和书桌。床上的刻字还清晰可见，那是一个少女对母亲严苛管教的无数怨念啊！窗户与隔壁楼房二楼阳台，只有纵身一跃的距离。下面是一楼违规搭建的院子，邻居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晰。就是在这么“亲密”的邻里环境中，一个花季女孩在临窗的书桌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日记和书信，填满了整个青春期。

　　才离开4年，这个家已经简陋得不值一看。那个下午的阳光一下在我内心的惊慌和内疚中走失：我在这个房子里的21年时光，已经被深圳热腾腾的生活消融殆尽了吗？这是曾经给了我无数安宁的长夜与成串的好梦的家啊！曾经以为怎么也过不完的日日夜夜，倏忽之间就流走了。后来，我在房子里拍了几张照片，带回了深圳。

　　还好，我还有母亲在身边。不过，她已经不是那个严苛的中年女人，而是整天围着灶台转的老太太。为了变着花样给女儿做吃食，每天下午4点半，她拿起笔和纸，看着电视的美食节目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