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离开王愿坚伯伯的家已经26年了。

　　1983年夏，在祖国边陲城市长大的我来到北京，准备报考艺术院校。在我一位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王愿坚伯伯，并住在了王伯伯家里。

　　那时的王伯伯根据工作需要住在宾馆写电影《四渡赤水》剧本，工作十分紧张；但周末回家，总会抽空教我如何为人处事。记得那年夏季的一天，黑龙江省歌舞团赴京演出，郭颂老师特别邀请王伯伯现场观摩和指导。因为我十分喜欢音乐和诗歌，尤其喜欢民歌，王伯伯决定带我同去观看演出，我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跟随王伯伯一同前往。翁阿姨也常给我找来各种适合我读的书，指导我有选择地阅读以及背诵古诗词，给我讲孔子的仁爱、辛弃疾的豪放……在当年有限的文艺、文化生活中，他们尽一切可能带我去中山堂等音乐殿堂感受高雅音乐。为了让我能长期在京学习，王伯伯和翁阿姨还专门安排我到华侨饭店工作。一次，王伯伯在看过我的《1984年12月学习计划与时间安排程序表》后，对我说：“做得好，做人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从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那时，涉世尚浅的我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王伯伯和翁阿姨的关心、指点、支持，如一缕缕暖阳，温暖并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

　　在王伯伯家的那段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全院的灯都熄了。只在客厅的隔壁，有一盏灯还亮着，那是王伯伯的房间，他总是伏在桌上不分昼夜地写呀，写……

　　那时候，初闯世界的我也已经有了一些感受，我告诉王伯伯，我也很想写点什么。王伯伯听了对我说：“你来自煤城，要写，就写矿工们的生活吧。”

　　后来，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深入煤矿，从黑龙江的大恒山、集贤到辽宁阜新、抚顺等煤矿，从河北的开滦煤矿到北京木城涧煤矿，甚至下到750米深的井下工作面和煤矿工人们零距离交流，了解了他们的欢乐、无奈和希望。

　　矿工们是走在人生正途上最艰难的跋涉者，他们没有光鲜靓丽的外表，也没有什么学历和文凭。他们在地壳深处为人们的生活开采着光明的同时，还在现实生活中履行着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赋予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承担着“家”的重任，令人敬佩。我先后调研了51个煤矿，召开研讨会、访谈会110多次，举办了400多个课时的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文化创新建设讲座；我倾尽心力研究并撰写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文化》。如果说这是一点儿成绩的话，那都应归功于王伯伯当年的教诲和指引的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