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此后，西方广告业随着国际资本进入到上海。为了适应中国市场，广告画在绘画技法、风格上进行了融合、创新，由此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广告画——月份牌。

　　月份牌不是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它的表现手法融合了中国画、油画、水彩等。其中，最著名的月份牌形式是一种艺术特点呈现为“甜、糯、嗲、嫩”，绘画技法基于擦笔素描与水彩相混合的“擦笔水彩画法”——画师在确定人物轮廓后，先以扎住大部分笔毫的毛笔锋颖蘸些许炭精粉擦出淡淡的体积感，然后罩以透明的水彩，使之产生丰润明净的肌肤效果和逼真的衣服质地。月份牌以时装、古装仕女和娃娃为主要题材，并配以月历、节气等，挂于家中，既可欣赏又可查阅日期节气，加之以当时技术先进的胶版彩色印刷，并随出售的商品免费赠予顾客，从而受到大众的热烈追捧。这种月份牌在每年春节前后发行量急剧增加，所以也被称为“月份牌年画”。

　　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现实，除了制度方面的汲取能量外，政治动员在生产建设战线上，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1949年11月23日，文化部颁发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的原因。而月份牌年画作为商品经济下传播广泛、影响极大的年画形式，自然被纳入到“新年画运动”中。然而，这种商品经济下产生的艺术，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应，因此在新年画运动初期，这种惯性思维使得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厂家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反而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发行了很多内容不良的作品，这直接导致了月份牌年画在美术界同仁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宣扬封建道德、散布色情毒素及其他荒谬思想的代表。以江丰为代表的一批美术家就曾针对思想“落后”的年画艺术，采取一概否认的态度：“今天人民所喜爱的东西很多，但落后的我们就是不做……”

　　时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虽然美术界对月份牌依然持有偏见，但一场反偏见的“斗争”正逐步展开。华君武曾针对这一问题，将各方关于月份牌的不同认识总结为：群众普遍欢迎“月份牌”；少数美术界同仁认可它的进步、成就；但更多的美术工作者却对这一画种持有偏见，即华君武所谓的“打瞌睡”。这个“瞌睡”又分三种：其一，认为“月份牌”格调不高；其二，以该画种在1949年前后传播不良的东西为由，极力打压之；其三，不闻不问，消极抗拒。就事实来看，月份牌年画确实在新年画运动刚开始时，出现了一些格调不高，甚至是“不良”的作品，其负面影响之大，更使文化部于1951年9月19日下发了《关于加强对上海私营美术出版业的领导，消除旧年画及月份牌画片中的毒害内容的指示》。

　　纵使月份牌年画曾经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月份牌作者在学习党的文艺路线、深入生产生活上所展现出来的热情、所付出的努力，却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在1958年前，除蔡若虹等极少数美术家给予月份牌年画相对客观的评价——“进步中的缺点”之外，《美术》杂志中凡涉及年画的文章，大多还是对月份牌持负面评价。例如，《合作社的养鸡场》被陈尹范评价为“一切都像‘天堂’里似得洁净，所有的东西都闪耀着一种‘从陆地到海上，到处都没有见过的光彩’”，并以“这个养鸡场和现实距离的如此之远……不能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为由，将月份牌年画的风格划入“庸俗的艺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