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少朋友见到我，都会好奇地问：你大学学的是理科，怎么从事起文学创作？

　　没错，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那算得上是人生的一场误会。

　　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语文课，也热爱写作，作文还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及至中学，作文就更加突出，不仅时常被老师讲课时作为范文，还被抄写到学校的黑板报上，以至后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和主编。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一次，是全县范围的高中语文汇考，我的作文和语文成绩全县第一，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语文、进而对文学的热爱。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中文系。然而，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一方面，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仍让大多数人心有余悸，父母和老师都不希望我考文科；另一方面，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差，这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年代，考文科成了考生万不得已的选择。如此，家长和老师自然是不主张我去考什么大学中文系的。

　　就这样，我“随波逐流”，高考时报考了理科，并于1980年考上了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奇怪的是，那一年我的高考志愿既没有填报这所学校，也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便稀里糊涂被录取了。事后究其原因，我是在报考院校的最后一栏填写了“服从分配”。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考上了大学，郁闷的是录取结果非我所愿。我内心抵触、拒绝，想复读重考，家境却不允许，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当乡村教师的父母工薪微薄，难以支撑我复读。我只得认命。

　　上了大学，素来学习认真的我虽然也按部就班地钻研起生物学，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喜爱的文学，而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兴趣和愿望。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阅读中外名著，左拉、司汤达、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等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家的作品像涓涓细流进入我的视野，滋润着我的心灵。读多了，我也跃跃欲试，课余时间偷偷学着写作，并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向校报投寄了自己的散文习作《拜年》，不料校报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这无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除了努力完成生物专业规定的课程任务，我的课余时间基本用在了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上，并先后在校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摇篮》发表了《最宝贵的》《七月流火》《归宿》三篇小说，我由此还成为《摇篮》的编委，同时还成为生物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也正因为大学时光这段看似不起眼的经历，才使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1984年5月，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到武汉地区高校挑选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文科一位理科，这个理科生的机会便降临到我头上，该刊前来考察的副总编王文起和资深编辑夏岱岱，在看了我发表的几篇习作之后当即拍板，想录取我，但他们担心我是否同意到北京工作，希望学校与我联系。其时，我正随生物专业的老师在咸宁地区的鸡公山作野外生态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通讯落后的年代，学校的老师自然无法联系上我，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兼《摇篮》主编的唐昌宪老师却自告奋勇，拍着胸脯替我作主：“你们放心定下来吧，这么好的机会，杨晓升肯定愿意。”

　　就这样，塞翁失马，大学学生物的我阴差阳错来到首都北京，当上了《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要知道，《中国青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首任主编恽代英、肖楚女，他俩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要知道，《中国青年》历史上推出过雷锋、邢燕子、向秀丽、王杰、张海迪等一系列英模人物，声名鹊起，是青年的一面旗帜；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刚刚因为潘晓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引发全国范围的问题大讨论而正大红大紫，每期发行量达到了400余万册，能够有幸成为这家知名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中国青年》当编辑记者，既让我刚一毕业就“背叛”了生物专业，也让我一开始就干起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这既是我专业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这次转折，让我有幸为自己做了迄今自认为正确的人生定位。编辑和采访工作之余，我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收入这本集子的短篇小说《真诚》，发表于《作品》1987年第5期，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就是说，《真诚》是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是时任《作品》副主编的廖琪。此后我连续在《作品》《萌芽》《湖南文学》《芳草》《草原》《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大约有二三十万字。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原因，为《中国青年》作深度报道所采访的素材，时常被我充分利用、深度开掘，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先后出版。6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很快被创刊不久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多年之后还被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为新中国60周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为此我也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经当时的《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她也是我那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引荐，由北京市文联考察并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于当年10月从《中国青年》调入《北京文学》任执行主编，负责《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改版和改革。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领第一个月工资时我才发现，我的月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从原单位的4000余元减少到2000余元。这还不算，没过多久，某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财务愁眉苦脸透露：社里的账户都快没钱发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听后也只是愣了一下，一笑置之，很快又埋头钻进稿堆之中。自此以后，日复一日，我自得其乐，且乐在其中。记得我还将当时的感触写成随笔《人生的级别》，发表在2000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章中这样写——

　　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儿、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

　　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