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批评以来，一直有一个困惑：谁是我的文学批评的读者？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了为人民的文艺方向，具体到文学批评领域，文学批评“为”的无非是作家和读者。一方面，文学批评是为了作家的批评，然而，文学创作是这样一个个性化的领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的个性一样，很多时候很难在“好”与“坏”的层面去简单评判，而是需要尽力把握并理解其丰富性。所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向文艺创作高峰攀登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作家也许只有在诸多批评家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和批评氛围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未来的方向感。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是为了读者的批评。　“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也就是说，人民或者说读者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批评家？批评家的职能又是什么？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是连接作家作品和普通读者之间的桥梁，他以批评引导普通读者，并对读者的最终评判施加影响。然而，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读者并非被动接受影响者，有时候，甚至经常的情形是，其影响远大于专业的批评家。这些都对传统文学批评提出了挑战，也对批评家的自我修养提出了高要求。

　　在一个文学的宏大叙事日益终结的时代，文学也逐渐成为一项个人的事业。这不仅意味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先贤们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个人化与个性化，无论它最终能达到何等的时代高度，创作者的“自我”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起点与前提。批评家陈晓明认为，“自我”凸显是“70后”一代作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代作家如能把现实汇入自我，把自我引进哲学，他们或许能开掘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文学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开掘的深度。

　　对于批评家来说亦是如此。自我的开掘的深度，批评主体的“诚与真”都是展开批评的关键。“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对批评态度的一种要求，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这是批评伦理上的诚实。我同时认为，这种“真”对批评家来说又带有认识论的色彩，即批评如何才能抵达真实。在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时代，如何认识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人性的真与文学的真，真诚的态度只是根本，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真”，把握“真”，从而才能说真话讲道理。

　　要把握美学的、艺术的标准，要把握文学的真，这需要一种专业精神，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自然“何谓文学本身”并非不证自明，批评家蔡翔曾指出，“回到文学本身”是“纯文学”概念的衍生物，事实上，并没有自在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学本身”，“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所不在’，使得文学事实上无法非意识形态化，相反，如果有‘文学本身’，那么，这种所谓　‘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场合’”。而我所谓“重回文学本身”是指，批评家在破解了“纯文学”的迷信之后，在以多学科的视野与理论把握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之后，仍然要力图回到“文学的真”的层面。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我评论的就是我自己”，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正如李健吾所言，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

　　（作者系《光明日报》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