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于北京民俗的专门研究,在当代也有许多,比如崔金生《北京礼俗》、刘铁梁《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罗哲文《北京历史文化》、郄志群《历史北京——文化北京丛书》等等。提起老北京的文化,了解北京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琉璃厂大街,它地处北京和平门外,算得上是老北京文化氛围最浓郁的一个场所。[13]唐弢.帝城十日[M]//姜德明.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林语堂.迷人的北平[M]//姜德明.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8]钱歌川.飞霞妆[M]//姜德明.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关键词:北平;民俗;北京人;文化;礼仪;生活;汪曾祺;京戏;祭祖;梁实秋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现当代诸多散文家笔下都对北京民俗进行不同程度的描写。在这些民俗描写中,彰显了北京无所不在的礼仪,无所不在的文化,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无所不在的自由与闲适。
【关 键 词】北京民俗/礼仪/文化/自由与闲适
【作者简介】陈亚丽(1963-),女,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民俗,即民间风俗,最早出现在《礼记·缁衣》中,“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1]1-2与民俗意义相近的词还有“风俗”、“习俗”、“民风”等。对于民俗有相当研究的汪曾祺就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2]这是对风俗的诗意描述,呈现了风俗的最高境界,悟出了风俗的深刻韵味。他还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3]这类“生活的抒情诗”,自然成为作家笔下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北京,作为建都85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众多作家的各类形式的创作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现当代散文里,无论新老作家,都对北京民俗投去了关注的目光。这之中,有北京雍容大气、平易亲切的世态风情,更有令人着迷的北京滋味。
北京民俗历史悠久,明清时就有对北京民俗的专门著述。比如明刘侗、于奕正合撰《帝京景物略》、清乾隆敕撰《日下旧闻考》、晚清的《燕京岁时记》,还有抗战前北平研究院编的《北平风俗类征》,都对北京民俗作了翔实的记载。对于北京民俗的专门研究,在当代也有许多,比如崔金生《北京礼俗》、刘铁梁《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罗哲文《北京历史文化》、郄志群《历史北京——文化北京丛书》等等。这种历史记录与文学创作中的描述毕竟在可读性、人文性、深刻性、丰富性等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散文中的北京民俗,它常常带着作者的情感、记忆以及人生体验,是更加鲜活与更加逼真的呈现,散文家身临其境的写作姿态,使需要面具的小说等其他文体也略逊一筹。
民俗,原本包含饮食习俗,因为北京的饮食习俗堪称博大精深,所以另设专章详细分析。
本文所涉及的北京民俗,大多指老北京的习俗。唐弢曾经这样评价北平:“它是历代帝王的禁苑,衣冠文物,名士古董,比之西湖山色,牯岭云雾,更足以供人鉴赏,‘奇气’一定是有的。”本文就是试图去搜寻这种环绕在老北京人周边的“奇气”。
一 无处不在的礼仪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讲究礼仪。无论贫富,言谈举止都渗透着深厚的礼仪文化。比如车夫要人让路,绝不是直接喊出“让开”、“让开”,而是叫声“劳驾”或者说句“借光,怀儿来”,而且这一习俗已经传承到了当下,人们现在在公共汽车上,仍然会听到四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说:“劳驾,过一下”这样的客气话儿。再比如老北京人问年龄就有“年纪”、“贵庚”、“高寿”等不同的问法(萧乾《北京城杂忆》),就像英语里的不同时态以及韩语里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也有类似的“用词差异”等等。哪怕是最简单地问对方的姓氏,也要加一个敬辞“贵”,“您贵姓啊?”刚来北京的外地人有时可能还不明白,应该回答“免贵姓x”。对于老北京人而言,这样的“客气”,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彼此以礼相待,既表达了对对方的尊重,同时也维系了彼此的和谐关系。
铁凝曾经详细分析了“京白”的具体特点,即“热情、啰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比如“您慢走”,“您有功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4]“京白”委婉客气,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一个“您”字,鲜活地将老北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体现出来。老北京人总是习惯把对方当作尊贵的客人。通常情况下,不是非得晚辈对长辈才用“您”,有时倒过来也用,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在中国的南方或者北方,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个词的,有些外地来京人员最初到北京时,就不会说这个“您”字,这让老北京人很不习惯,觉得那些外地人很没有礼貌,其实这是个误会,有些地方比如大连真是根本没有这个词。铁凝所归纳的那些短语,在老北京人的普通生活中应用频率是最高的。“您慢走”,不管对方有没有可能遇到“不安全”,都要表达对对方的关心,提醒对方小心,接近于英语里的“take care”。小心的对象,不只是路面,还有其他的人身安全等等。大白天送客人,照样可以说:“您慢走。”同样也不一定非得是晚辈对长辈,长辈对于客人、年轻的女性都可以用这样的“客套”。“您有功夫过来”,表示对方是受欢迎的,类似于“欢迎再来”。当然比“欢迎再来”更通俗也更亲切。“瞧您还惦记着”,是用一种“略带埋怨”的口吻表达了百分百的感激之情。这就是老北京话儿的内在韵味,也是“京白”里人情味儿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语言恰好体现出他们多礼而不虚假,热情又不呆板的特点。如此交流,透着亲切,彼此都会感觉很舒服,否则就会显得生疏、无礼。了解了北京人平时的生活习惯,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老北京人最在意的就是一个“礼儿”,讲究的是“礼多人不怪”。
日常生活如此,老北京人在岁时节日里的讲究就更多了。就拿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春节来说,从节前的准备,到节日里的各种吃食、各种活动,前后要持续30多天。老北京的年,是从煮腊八粥、泡腊八蒜开始的。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儿”,要“扫房子”,但是不能说“扫”,而要说“掸尘”。
过年当中最正式的仪式就是祭祖,它“使血亲家族内部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成为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1]132老北京人在祭祖活动中的“虔诚”,印证了民俗学家的观点。
在老北京,祭祖用的器皿都是专用的。比如“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等等,过年前,要先从储物箱里把这些物件儿取出来,清洗干净备用。可见人们对于祭祖活动的重视。供品也是特别的,如苹果、干果,特制的需要提前预订的蜜供以及牡丹、水仙这些鲜花等等。另外,祭祖的人都必须穿上新衣。“祭祖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烟。”[5]398大家忙着上供,拈香、点烛、磕头。在活动进行当中,还有许多规矩,比如祭祖所摆放的祭品、长幼的排序等等,都丝毫马虎不得,恰如作家徐城北的描述:“在摆设好的供桌上,放着祖宗牌位、蜡烛、干鲜果品,以及蜜供等糕点。家庭成员要按照辈分先后磕头。给祖宗磕完头,再由晚辈给老辈磕头。”[6]225可见祭祖是老北京人一年中最隆重的一个仪式,也是老北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说到祭祖的供品,汪曾祺在《玉渊潭的传说》里详细描述了老北京“供”的风俗。[7]老北京人过年,家家都要有一盘供,即供在神案上的一种甜食。在梁实秋、老舍和徐城北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蜜供”,也就是“供”。在老北京,“供”的买卖方式比较特别,需要预先订“供”,可以“分期付款”。当年京城里的普通人家,一下子拿不出一大笔钱去订供,就每月拿出一点点,像汪曾祺形容的那样“零揪着”交钱。这种订供的方式,是建立在买卖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透露出老北京具有良好的社会诚信。同时也表明,老北京人对于上供、祭祖的重视程度,即便是生活拮据的普通百姓,哪怕“零揪着”,节衣缩食也要进行祭祖活动,可见民俗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而且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1]2
祭祖仪式,被安排在重大节日之初,显示出它在老北京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仪式本身也有提醒人们不要忘本的作用。仪式威严、庄重,让所有人在那一刻都郑重其事、彬彬有礼,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不无积极意义。尽管存在形式主义之嫌,但是客观上,它可以对所有参加仪式的人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尤其是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多少可以弥补信仰缺失的不足。即便是现代生活,这样的仪式恐怕也是太少了,不免使人一味地滑向庸俗。儒家的礼仪,固然有繁文缛节令人生厌之嫌,但是分毫礼仪都不讲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走向愚昧、野蛮的危险。人在全无信仰的前提下,拜神祭祖恐怕是最为必要的精神活动了。
关于拜年,明人田汝成的《熙朝乐事》记载:“正月元旦,夙兴盥漱,啖黍糕,谓年年糕;家长少毕拜,姻友投笺互拜,谓拜年。”①梁实秋曾声情并茂、完完整整地描述过拜年的过程及感受:“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新禧’。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匣,奉命到几家最新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否则一声‘请’,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才算礼成。这个差事我当过好几次,从心坎儿觉得窝囊。”[8]这段描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拜年的诸多规矩,这样的拜年方式着实费神费时,但是在培养人们知礼、行礼、敬重长辈的意识与习惯方面可能也是利大于弊。
除了春节,老北京人生活中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其中的礼数和规矩也不计其数。徐城北在《老北京:帝都遗韵》中讲到,年轻人结婚,要先“对生辰八字”,再“过礼下聘”,再到选定时期“过门”,半个月后又“回门”。这其中每个步骤都有一定之规。关于接亲,萧乾这样描述:“娶亲的,花轿一般也是八个人抬。走在前边的执事可热闹啦!有刀枪剑戟,斧钺勾叉。到女家,女方还先把门关严,故意不开。外头敲锣打鼓,里头故意刁难,要乐师吹这个奏那个。”这段描述鲜活无比,稍带一点调侃。虽然作者的语言通俗,口语化,但他对于习俗本身,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作者没有停留在热闹的娶亲场面上,而是进一步上升到人类学意义上,“明明是白天,执事里干么举着木灯?后来学人类学才懂得,那显然是俘虏婚姻制的遗留。”[9]婚礼次日黎明,还要由新郎报告贞操,还要派人到女方家报喜。这“报喜来了”之声,由巷外直达女家门首,连巷内外的邻居也都知道某家小姐有没有贞操了。[6]218老北京的习俗,在作家的笔下,不但是记载、还原社会生活风貌,更有文化展示与研究的韵味。
张爱玲在谈京戏时说:“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京戏里规矩化的优美的动作……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礼仪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10]礼仪也被浸润在京剧表演艺术当中,动作的程式化,体现了礼仪的真髓。
总之,在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岁时节日、婚嫁等重大事件中,甚至在京戏表演当中,礼仪都有相当的分量。在老北京人心目中,礼仪如同不成文的法律一样,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心甘情愿地自觉遵守。甚至比遵守国家颁布的法律还认真。国家颁布的法律,还需要宣传呢,而生活中的礼仪,不用宣传,老百姓会自觉默默遵照执行。这无可辩驳地见证了习俗所具有的无形的约束力。这些渗透进老北京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仪习俗,老北京人,大多不仅不以为繁琐,反而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