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问题报告文学”是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而赵瑜是“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具“问题”意识者。问题报告文学作家胡平指出:“报告文学若不将今日之中国放在几千年来尤其是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加以审视,报告文学若屈从于眼前的某种功利,某种风险,而不能依据民族变革进程的自觉需要,将一系列历史事件揽进自己的视野,它的深刻性将难以为继,它的认知性将难以为继。追求人性关怀是报告文学的应有之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赵瑜的成功之处便是将作家的人格力量、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与创作的和谐始终交融一体。相关文章报告文学30年:时代的文体和文体的时代论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嬗变跨世纪精神丰碑: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节选)。
关键词:赵瑜;创作;马家军;报告文学作家;文化;百里洲;批判;问题报告文学;体育;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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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问题报告文学”是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而赵瑜是“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具“问题”意识者。首先,他的作品中写的“问题”都是对历史现象或当下重大问题的审视和剖析,从中透现出深厚的文化反思和独特的现实关怀。其次,赵瑜作品的问题意识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剖析问题的角度、自觉的人文关怀、历史感与当代性的结合等三个方面。
【关 键 词】赵瑜/报告文学/问题/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黄菲蒂,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法学院
“问题报告文学”是1980年代出现和崛起的创作现象,同时更是新时期文坛重要的纪实文学创作潮流。问题报告文学中的“问题”意识,是创作者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现象或当下被普遍关注的“热点”进行的追询与反思,从中体现了他们对“问题”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以及所显现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问题”意识是作家把握现实和体认世界的一种审美方式和文化理念,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理性。正因为如此,问题报告文学以其不同凡响的轰动效应成为纪实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创作流派。而赵瑜无疑是问题报告文学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一
赵瑜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非常强调对“问题”的确认和切入。他曾在《中国的要害》“创作手记”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其大意是:报告文学实际上是最接近人类生活的一种创作形式,而在它发现并揭露的众多问题和诸多典型中,就像采矿一样会触及到生活的某些原生态状况、复杂琐细的状态。逐渐地,读者更愿意接受,甚至推崇这样一种更接近生活本身的文字,人们逐渐腻烦了那些将矛盾表面化、问题简单化、人物归类化的创作,而开始愿意思考和辨识问题。因此,赵瑜在创作过程中会认真揣摩、细心体会读者的阅读感受和接受心理,有意识地逼近现实,接纳生活的本真形态;而且,在展现“问题”时会和读者同步思考“问题”。除了极少数的篇什,如《新形象之诞生》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正面歌颂之作,其他作品所着眼的几乎都是敏感题材,甚至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神经的问题和现象。就此而言,赵瑜报告文学中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是正视现实,独立不倚。相对于赵瑜的其他作品,《太行山断裂》是他前期作品中最先大胆触碰当时社会的热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该作品1988年发表于《花城》上,而1988年正是所谓的“报告文学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晋东南地委”这个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地(市)级党委机构在当时“市管县”体制改革中的消失(作品的原名就是《一个著名地委的消亡》)。赵瑜在这个作品中写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必然性决策失误,其中也描述了地、市分家中种种被人鄙夷的“举措”或交易,以及身处体制改革漩涡中的人们惶惑不安的心态。由于犀利的笔锋和对敏感问题大胆干预的勇气,《太行山断裂》的问世可谓曲折坎坷,几经辗转,最终在《花城》上发表,引起文坛注目和社会关注,甚至一度惹发了“上面”的恼火,赵瑜也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差点被“驱逐出晋”。
《中国的要害》也是一经发表便在国内产生极大反响。作者从太行山公路交通的现实情况出发,进而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视角放眼,指出了缘于交通状况的滞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巨大影响。赵瑜善于从宏观视角和全局眼光来确立、观照、审视问题,他写《中国的要害》时,国内的高速公路建设尚未列入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而时至今日,包括山西在内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也就是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显然是作为先觉者的赵瑜,呼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审美化佐证。
实际上,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一直直面现实,贴近民生,秉持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意识。《强国梦》甫一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作品中写到一位为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奋战一生的老战士,特别喜爱看电视体育节目,尤其是中国与外国的赛事。但与其说在观看比赛,不如说他在等待一个中国胜利的结果。赵瑜由此追问:面对胜负,我们为何会有这样激烈的态度?体育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并未就事论事,而是从深层的民族心理上寻找原因。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战乱,民族屈辱,国民身体羸弱,精神萎靡。如今,我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这一形象,争取在各方面都展现出强者的面貌,尤其是在对抗性的比赛当中。当比赛被赋予了太多体育之外的东西时,比赛的结果也就不再轻松。长期的郁积使我们的心理敏感而脆弱,甚至形成狭隘的民族意识。这样的心理必然造成我们虽然关注体育但并不真正热爱体育和快乐地享受体育。除此之外,作品还辛辣地披露了诸如“兴奋剂事件”、“自伤事件”等体育“内幕”。这意味着,赵瑜在《强国梦》中通过“体育”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一次深刻而尖锐的省察和批判。
《马家军调查》更是一部富于挑战性、具有思想冲击力的作品。作品的题材本身就是大众非常熟悉并极度关注的社会热点现象。“马家军”的统帅——马俊仁所执教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几年时间内先后获得国内外各项大赛的金牌,尤其是马俊仁最得意的弟子、著名女子长跑运动员王军霞还荣获颁发给世界最佳运动员的“欧文斯”杯奖。于是,对曾在中国体坛叱咤一时的“马家军”人们已经拥有自己先在的认识或“成见”——这个屡屡为国争光的偶像级的体育集体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赵瑜毕竟是赵瑜,面对体育金牌辉煌背后所隐藏的不容忽视的致命弊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是无法回避的。马俊仁在国人心目中是为国争光的民族英雄,然而,赵瑜用沉甸甸的四十万字的“调查”,在一种逆向思维中触及了“马家军”内部灰暗乃至丑陋的现状,并以清醒而冷静、睿智而深邃之笔把马俊仁请下了“神坛”。显然,对于其时其人来说,该作品是一部不合时宜之作,因为它将数以亿万计厚爱“马家军”的人的思想感情搅乱;然而在赵瑜看来,“马家军”的“光辉”和“马家军”的“阴暗”同时存在,用“正面”掩饰“背面”对于他肯定是一种违心,但用“背面”的“阴暗”来反讽“正面”的“光辉”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创作冒险。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赵瑜就是这样一位知其难为而为之的作者。只是在“马家军”最终溃散后,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和思考者的赵瑜,其价值才显现出来。
其二是展示人性,深究文化。如果说问题报告文学在1980年代是方兴未艾,那么,发展到1990年代便是沉静中的深化;也可以说,这是创作丰富之后走向成熟的表现。赵瑜在坚守勇于诘问、善于究察、别具一格中,其创作亦由道义般激情转向沉思化理性,从探讨“问题”是什么深入到追溯文化根源、探寻人性底奥。
《马家军调查》与1980年代同样是揭露现行体育弊端的作品相比,它更多了一份对文化心理的发掘和对人性深度的考量。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曾对此评价说,“这部作品不但涉及体育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机制,更潜入了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还写出了作家本人对完美人格的追求。”①
具体来看,赵瑜在作品中并不是孤立地来看马家军的成就和问题,而是在大的时代转折背景下去剖析个中缘由。对于作品中反映的当下社会惯常的人际纠纷、人事争斗,赵瑜始终从体制根基上去把握,比如写马俊仁联合崔大林的“倒阎”事件,他的笔触就直指“官本位”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欠缺。特别是赵瑜将马俊仁与之前的一位枭雄式人物禹作敏联系起来进行比照和剖析,从两者的某些类似点上发掘了马俊仁的形象实质:其中既有直率粗犷、坚韧执着、真挚豪放的男子汉气概,也有文化素质不高、迷信且粗暴、以及农民式狡黠等致命的性格弊端。显然,赵瑜以马俊仁为例,意在破解“马家军”这个神话之“谜”,并由此生发了对民族文化心理、人格精神风范、政治道德伦理层面的思考。对于“马家军”最终的溃散,他带着一种沉重的忧患感慨叹着:“马家军的不幸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马家军的悲剧竟是我们中国的悲剧。”马俊仁已经是神坛上的人物,有着极高的国内外知名度,在百姓的心目中也有着极高的美誉度,其社会地位和正面形象是不可轻易撼动的。因此,选择将马家军作为写作对象,并且是从批判的角度来解构全社会的既定认同,这明显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情。但赵瑜毅然选择做这个批评者,宁愿因此承担骂名,甚至差点为此打官司。这除了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价值立场的显现。他看到了光芒背后的阴影,他希望从马家军由盛而衰的故事里,分析我们民族性格的特点,尤其是那些劣根性的一面。我想,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民族国家的大爱,一个作家实在没有必要做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其三是以史写今,拥抱民间。新世纪以来,沉寂近五年的他创作思路出现了变端,其标志便是其推出一部堪称史传性报告文学的范本——《革命百里洲》。该作品以长江中游枝江段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百里洲,从辛亥革命到土地革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为叙事脉络,讲述长江两岸乡民在“革命”洪流中的命运浮沉。“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它伴随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在文学史上,也一直是重要的创作主题,自鲁迅以来形成的乡土文学传统至今仍绵延不断、血脉传承。作家们要么从改造国民性着眼,要么以主流意识作主导,要么远离政治氛围书写传统农耕文明。正是在这种文学传统的感召下,赵瑜舍弃政治教化般的创作模式,以报告文学作家秉笔直书的气魄对“三农”问题进行体认和沉思。他前后历经五载,深入田野考察,并亲身体验乡风,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乡土民情的结合中重新审视“革命”的历史。
赵瑜除了站在历史的角度观照今天,还走进乡土,拥抱民间。他对土地和农人怀着深沉朴质的感情。对于199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场特大洪水,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观照视角。洪水暴发时他在长江沿线采访抗洪,百里洲就像长江上的一个孤岛,洪水来势汹汹,情况岌岌可危。当地农民光着膀子,遵循古老的乡约祖训,依凭传统而落后的抗洪方式进行自救,情景悲怆沉重,这与我们惯常看到的部队官兵救灾保民时壮观威武的场景形成巨大的反差。眼前的场面感化了赵瑜的心灵,激发了他的写作冲动和创作欲望。千百年来,乡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绎着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生老病死、苦乐悲喜最终都化成了对故土最深沉执著的爱。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是百里洲的全部历史,赵瑜要做的正是挖掘并记录下这些鲜活的存在。评论家何西来认为《革命百里洲》是一部既热情又冷静的作品。热情是因为作者对农村、农民有着深深的眷恋和关切,这样的情感使得作品的文字有着心灵的热度;但当他们面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环境、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时,又必须持有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力图探究纷繁表象下的事物本质。这就要求作者要保持一种情感热度之外的冷静。②正因为如此,较之前几部作品所表现出的更多的理性和严肃性,《革命百里洲》给读者带来了一份温情脉脉的阅读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