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变与时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发展、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两个主要范畴，或曰关键词。这两个文论范畴具有深厚的哲学、文化根基，传统诗文评家在运用这两个范畴进行实际批评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丰富的文学思想内涵，衍生出了诸如“质文代变”“参古定法”“本末源流”“会通适变”“文变染乎世情”等命题，从而成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学发展观时需要重点考察的两个关键词。从关键词研究的视角，对通变、时序这两个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并且深度阐释它们的义理，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发展观念，意义重大。

　　关 键 词：《文心雕龙》/通变与时序/质文代变　

　　作者简介：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研究，北京 100732 党圣元，男，陕西榆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研究。

　　通变和时序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关于文学发展和文学与时代的两个主要范畴，或曰关键词。它们并不相同，有着各自的理论指向，但是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关联，而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概念、术语体系的逻辑层面而言，通变所处的层面高于时序。

　　通变与时序范畴的形成，有着久远的思想文化渊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关于文学发展和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主要概念，其最后形成、定型于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篇为标志。《通变》与《时序》两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以及对于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的认识。在《通变》篇中，刘勰通过考察文学传承过程中的内部演变规律，深入论述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主张文学创作要会通适变，通中有变，并且在具体的论述中，对文学发展中诸如源流正变、质文代变、崇古抑今、厚今薄古、贵远贱近等现象，一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张参伍因革、复古新变的文学发展观。在《时序》篇中，刘勰全面分析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时代语境、政治盛衰、社会治乱、帝王好尚等所谓“世情”对于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影响，也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质文随时，崇替在选云云。两文在对大量的文学史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归纳的基础之上，具体阐发了历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系统详备，相映成辉，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关于文学发展的具有原理性质的理论言说模式。刘勰的以“通变”和“时序”为关键词的文学发展观，既有对前人相关文学史理论的继承和接受，也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之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本论文中，我们主要以《通变》和《时序》之内容诠释为基础，结合历代相关文献，来梳理、讲述一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关于文学发展、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的理论言说方式及其观念演变的轨迹。

　　一、通变篇

　　(一)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范畴，“通变”出自《周易》，刘勰将其引入文学批评，用以指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上》曰：

　　通变之谓事。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P516、537、532、533、515)。

　　《周易·系辞下》曰：

　　变通者，趣时者也。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1](P516、537、532、533、515)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言“通变”者，凡七次，如：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2](P521)。

　　通过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刘勰所论通变与《易传》的渊源甚深。《周易》在阐发事物发展的规律时所体现的基本观念是“变”，认为万事万物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一个固定的地位和永恒的标准，因此必须“惟变所适”，积极地适应、顺从事物的变化。《周易》哲学体系包含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天地、日月、阴阳等。“穷”与“通”相对，是矛盾运动的无穷往复。在《周易》中，“通”与“变”本身并不构成矛盾，但是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为了表达辩证的文学史观，创造性地将二者对举成文，“通”指会通，指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变”指变易，指文学发展中的革新，“通”与“变”组合在一起使用，就成为一个用来阐述文学发展过程中继承与革新之关系的文论范畴。刘勰在使用“通变”这一范畴来论析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时，引入了几个对立范畴，如有常之体与无方之数，本与末，同与异，质与文，古与今，远与近，雅与俗，因与革，会通与适变，定法与制奇，等等，这是我们理解通变内涵，理解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关系的关键。

　　(二)质文代变，质文沿时

　　“质文代变”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史观的一个中心命题。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总结，提出了“斟酌乎质文之间”“可与言通变矣”，以及“质文代变”[2](P671)“质文沿时”[2](P675)的重要论断。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质与文这对理论范畴，主要指文章的义理与文辞及其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反复提及，如《情采》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2](P537)。

　　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2](P538-539)。

　　这里“情”即“质”，“采”即“文”，刘勰在此强调，写作文章时，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刘勰所主张的这种质文关系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先秦儒家伦理哲学。先秦时期，孔子首先在儒家政教伦理范围内提出质文概念。《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理想而健全的人格，应该是文质兼具，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言行的统一。孔门的这种质文兼备观，影响深远。从汉代开始，人们就把质文范畴引入文学批评之中。如王充《论衡·书解》云：“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3](P1149)这里的所谓文质、华实、情辞，都指文章、言论的内容和形式而言，亦指人品与文品之关系。又如《后汉书·班彪传》中班彪评司马迁《史记》云：“善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4](P1647)陆机《文赋》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这里“质”指文学的思想内容，是文章写作的根本；“文”则是文章的语言形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评价曹操父子时说：“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5](P1778)沈约在这里将“质文”与“情辞”对应起来，认为三曹既重视文采，又能做到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钟嵘在《诗品》中称曹植为“建安之杰”，并且认为曹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具有“体被文质”[6](P37)的特点。

　　刘勰的文质论，正是在孔子文质论的基础上，对两汉魏晋及南朝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关于文质关系认识的全面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斟酌乎质文之间、质文代变、质文沿时的文学发展观。其《通变》云：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2](P519-520)。

　　刘勰认为九代咏歌的发展脉络是：黄唐虞夏之世，文学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商周文学“丽而雅”，文质相称；而楚汉魏晋宋的文学，则愈来愈文多质少。历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体现为质文互为交替，但总体发展趋势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澹”[2](P520)。在这里，刘勰更为推崇的当是商周的“丽而雅”，即文质彬彬。至于他对于黄唐虞夏之质过于文和楚汉魏晋宋之文过于质的文学发展倾向，由其“从质及讹，弥近弥澹”“风末气衰”[2](P520)的结论，结合其宗经的思想和“文不灭质”[2](P539)的观点，以及他对今世宋、齐文学弊端的批判来看，他应该更加反对楚汉之后的文胜质，而对黄唐虞夏之质胜文则是有所认可的。整体来说，刘勰主张，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要“斟酌乎质文之间”，如此，方“可与言通变矣”。

　　(三)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质文关系之外，文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代文学发展演变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对此，刘勰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文学古今问题的不同崇尚，反映出文学史观的不同倾向和文学批评的不同标准。概而言之，一般不外乎如下三种观念形态：其一，尊古卑今、贵远贱近；其二，竞今疏古、薄古厚今；其三，复古新变、古今一也。前两种观念代表两个极端的思想倾向，第三种则是一种颇为通达辩证的文学史观。这三种观念形态，在先秦、两汉、两晋和南朝时期，或是其中的某一种观念占主流，或是同时并存，不一而论。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篇和《时序》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的看法。所以，刘勰的文学古今观，亦为我们认识他的文学通变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线索。其中，《通变》篇赞语中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P521)体现了刘勰的融通古今观，可视为古今文学发展观的理论总结，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

　　《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2](P671)在刘勰看来，质文代变的文学发展观是随着古今之时代历史演进而发展变化的，所以在该篇赞语中他又说：“终古虽远，旷焉如面。”[2](P676)也就是说，其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之“时序”，就是古今历史的发展演进。对于古今文学的态度，刘勰在《通变》篇里反对文学创作上“竞今疏古”，认为“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2](P520)在这点上，由于他受宗经思想观念的制约，提倡以复古为创新，似乎体现出一定的尊古卑今的态度。但是在《通变》篇赞语中，刘勰又将文学创作中处理古今关系的原则概括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P521)，体现出明显的融通古今的态度，因此刘勰的古今文学观最终还是反映了他的通变文学发展观。这一点在《知音》篇也有论述。《知音》篇中，刘勰对“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2](P713)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明确反对“贵古贱今”的批评态度，“观通变”是刘勰文学批评的三个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他鉴赏文章的“六观”方法之一。

　　文学上的复古主义观念，最早是由孔子确立的。孔子在整理与传授文献时，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后形成了儒家思想学说中的尊古宗经观念，而征圣、宗经也便成了儒家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其后孟子、荀子等从儒家立场出发，皆提倡宗经复古。与此对立的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是明确反对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的。另外，道家在历史哲学观上虽然也崇尚复古征圣，但由于其理论上与儒家思想的针锋相对，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反复古主义色彩。

　　到了汉代，尤其是自汉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经学繁荣，复古宗经思想成为时代主流思潮，其中尤以西汉时期扬雄所提出的征圣、宗经主张最具代表性。到了东汉时期，由于时代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对于儒家复古思想的批判力量，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东汉杰出思想家桓谭、王充的批判复古、力求创新的文学发展观，这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桓谭《新论·闵友》云：“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7](P61)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的观点。王充对复古主义文学倾向进行了尖锐而彻底的批判，如《论衡·案书篇》曰：“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3](P1173-1174)可以看出，王充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复古，而是辩证地看待古今关系，认为“古今一也”，正确而全面地阐明了文学的古今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晋的复古新变文学史观以西晋挚虞和东晋葛洪为代表，观点各异。挚虞《文章流别论》对文学的古今发展持崇古抑今的复古观念。如论颂体，批判“今颂”弄文失质，非诗而似赋，其“文辞之异”，乃“古今之变也”。论赋体，称“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8](P179-180)。从赋体创作的古今、质文、情辞变化上，表明了他尊古卑今的文学史观。与挚虞不同，葛洪在文学发展观上则持“今胜于古”的观念。在《抱朴子》外篇的《钧世》《尚博》《喻蔽》等篇中，葛洪集中阐明了他对于文学发展历史的观念性认识。如《钧世》中，他认为古书之所以“隐而难晓”，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带来了语言的变化，而方言的不同和古籍流传过程中的残缺朽蚀等因素，都可能造成今人阅读理解的困难。在《尚博》篇中，他强烈反对俗士所云的“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9](P120)之论调，指出今人“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9](P120)！诸如此类，反复申述，以见其鲜明的“今胜于古”之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