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承首先要认识文化的价值

　　文化有用吗？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不仅如此，就文化整体而言，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化又有什么现实用处呢？客观地说，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使饥饿的人果腹，或将文化仅仅局限于现实的目的，确实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追问：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又将会怎样？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变故中，文化的抉择，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存，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短暂的时间段里可能显现不出来，但是，如果总是用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理解文化，历史将会给予严厉的惩罚。秦汉兴替，就是鲜明的例证。秦朝二世而亡，根本原因就是蔑视文化。而汉代绵延400年，核心问题就是崇尚文化，外王内霸，都是文化在起到关键作用。

　　30多年前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历程，最初只是哲学的命题，最后转换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物质力量。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了文化的价值，理论的意义。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样写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这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和物质潜能。只有那种能够说服人的理论才具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想要说服人，这种理论就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务的根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神的力量就会彻底、深刻，且具有颠覆性，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文化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近百年来，我们过于仰望科技的力量，以为科学主义决定一切，而极大地忽略了文化的价值。其实，历史的进步，文化最终决定着发展方向。至少可以这样说，作为物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与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相互依存。任何偏倚，都必将遭受顿挫。这是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一个基本事实。

　　文化重建应从敬畏开始

　　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敬畏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之一。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天人之际，过去基本是作为唯心主义受到批评，实际上，他们强调要敬畏自然，尊重传统，恪守现状，追求仁爱中正，维护和谐秩序。由此看来，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如果违背了这个理念，蔑视自然，践踏传统，必将受到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惩罚。显然，这种理念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尊重历史与自然的过程中，人依然要有很多作为。最重要的就是礼与法的建设。贾谊《陈政事疏》：“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用现在的话说，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前”的礼，其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细小，使民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而离，不知不觉自动地从善避罪。但是礼的作用见效较慢而难，所谓“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而法的效用则比较快。尽管如此，法是必要的，但行法必须合乎礼，即要依礼行法。就是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附而成，缺一不可。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又说：“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守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孝道。” 礼在各民族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有所分化。很多民族的早期礼逐渐转化为宗教和神学，礼至多只是礼俗而已。而中国，礼与法律、政治、伦理、宗教、哲学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礼俗而礼制、而礼义。

　　傅雷在1961年2月7日给傅聪的信中说：“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 傅雷的话，接触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近代西方强调天赋人权，所以积极进取，鼓励竞争，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也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