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刷品成为知识传播的权威形式后，眼睛就占据了主导位置。视觉化信息无从逃避，眼睛的理解控制了我们的意识，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认知盲区。于是，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方式被期盼着。声音或许具备这样一种魔力。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如何阅读一本小说》（How　to Read　Novels　Like　a　Professor）是文学阅读的指南书，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来“阅读”，点亮了非常多我们熟悉实则陌生的问题。

　　小说、马蹄与福特车

　　小说的兴起与“现代化”是同步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作家朱亚诺·马托雷尔写的《白骑士蒂朗》于1490年在瓦伦西亚第一次发表，可能是现在所知的第一部欧洲小说。此时，哥伦布还未开始航海，不过他正打算这么做。

　　在岛国英国的内部，报刊的叫卖声压倒了青石板上的马蹄声，催生了狄更斯、萨克雷等伟大的小说家。读者、报刊、作者达成前所未有的默契：钟表般规范的结构，特色鲜明的人物，事无巨细的结局。这是一个精致但繁复的时代。

　　亨利·福特让我们步入了每小时行进三十英里的年代。小说也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步调。作者与读者，都变得对传统小说缺乏耐心。他们开始思考：除了情节，小说或许可以做其他事情。结果，极为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被极度实验性的现代小说取代。

　　小说开始自掘坟墓。

　　时间（柏格森）、意识（弗洛伊德和荣格）、现实（爱因斯坦和波尔）、伦理（尼采）全然改变；世界大战、民族宗教冲突、人性审视、意义迷失正在进行；语言的陌生（斯泰因）、存在的陌生（卡夫卡）、意识的追问（普鲁斯特、乔伊斯）、实验主义的探索（海明威、阿兰·罗伯-格里耶）等；小说所定义的情节、人物、叙事被客观物体、感觉体验、视角声音取代。小说的标杆在哪里？

　　进入20世纪的小说批评，开始了一段摇摇晃晃的历程。自然科学、社会学、人类—行为学、伦理学、语言学、哲学、现象学、诠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纷纷介入小说批评，它们积极或被动推动着小说理论的转向：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小说本身），批评重心的转移：从作者转向读者。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

　　1967年，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在《阿斯彭》杂志发表《作者已死》，预告小说的劫数和萧条。同年，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文学的枯竭》，声称“小说已穷尽了她的可能性”。当人们准备祭奠小说末路之时，马尔克斯、约翰·福尔斯、卡尔维诺的横空出世成为那个时代的救星，一篇《文学的复原》评论呼叫着推翻10多年前的论断，但情况并不乐观。

　　人们开始担忧魔幻现实主义能撑几年？开始担忧法国“新”小说的命数能有几何？当面对疾驰而过的“后殖民小说”“实验小说”“身体写作”之时，人们多了些理智和冷静，为了避免应接不暇的盲从，他们开始主动回归小说的“本心”，去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