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文学的宏大叙事日益终结的时代，文学也逐渐成为一项个人的事业。这不仅意味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先贤们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个人化与个性化，无论它最终能达致何等的时代高度，创作者的“自我”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起点与前提。

　　在如此显著的变化面前，文学批评的难度无疑增大了。首先，想要建立一个“全国通行”的批评标准，看起来几乎不再可能了，想要凭借一两件批评利器行走天下无往不利，也再没有这样便当的事了；其次，在一个文学早已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想要把文学批评变成社会批评，投之以“改造世界”的宏大愿望，这是否是对文学批评不切实际的期望呢？

　　如此说来，文学批评似乎只能“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何谓文学本身”自然并非不证自明，而我所谓“重回文学本身”指的是，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我评论的就是我自己”，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正如李健吾所言，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

　　（饶翔 1977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供职于文艺报社，现供职于光明日报社。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大家》《山花》《创作与评论》《联合文学》(台湾)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数十篇。曾获2011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