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古文学巨匠庾信（513～581）的创作中，辞赋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篇的《哀江南赋》，较短的篇章则以《小园》《枯树》二赋特别是后者最为读者爱重。唐人张说《过庾信宅》诗云：“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包胥非救楚，随会反留秦。独有东阳守，来嗟古树春。”尾联二句正是指《枯树赋》，盖该赋开头便道——

　　殷仲文者，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此乃全赋之凤头，一下子就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吸引住读者的注意。但前人也有批评《枯树赋》者，认为用典过多，文意晦涩，不能算是很高明，例如祝尧《古赋辩体》卷六指出：“庾赋多为当时所赏，今观此赋，固有可采处，然喜成段对用故事以为奇赡，殊不知乃为事所用，其间意脉多不贯串。”用典太多，脉络不那么分明，意思不容易理解体会，确为此赋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对此赋的探索研究一向并不甚繁荣；还是《哀江南赋》等篇更为引人注目。

　　可是到了四十年前的“文革”末期，《枯树赋》忽然成为一大热点，其流风余韵直到近来的报刊上还时有所见。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非常关注庾信这篇《枯树赋》，让身边的人读给他听，他自己不仅反复背诵，还致力于研究此赋应如何解读。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些老师已经遵命为《枯树赋》作出注释，印成大字本呈上去，但毛泽东很不赞成。据知情人介绍说：

　　我们在注《枯树赋》时，基本上是参考清代倪璠注的《庾子山集》和近人臧励龢的《汉魏六朝文》、谭正璧的《庾信诗赋选》的注解和旧说。这几种注本都说，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所致。他们因此都认为，庾信正是借此比喻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寄感慨于枯树而为之赋。这种解释即传统的“移植说”。它的影响很大，从未有人提过异见。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刘修明《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转引自骆玉明《〈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悦读》第12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毛泽东在1975年5月29日对此注讲了四条意见；于是江青另行安排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梁效”）重新注释。新注得到某种肯定，有批示说：“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芦荻。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八月。”

　　当时一度在毛泽东那里充当侍读学士的芦荻女士晚年曾谈起《枯树赋》问题，她说后来她自己很想重新作注，可惜始终没有动手。据准备去担任她助手的孟繁之最近撰文介绍说：

　　长期以来，她一直有想法，想为《枯树赋》重新作注，将主席当年的一些谈话及她近四十年来的一些体悟都收进去。此话她后来多次和我说起。2012至2013年，为纪念周一良先生百年诞辰，张世林先生和一良先生的哲嗣周启锐先生主编有一册《想念周一良》，里面有一篇宋柏年先生的文章，谈及当年毛泽东否决上海注本后，“梁效”曾为《枯树赋》重新做注，由某位先生先注，复经小组讨论，最后呈递上去。周一良先生遗物里，过去也曾见过一册油印的《枯树赋》注释讨论稿，上面有一良先生用铅笔所做繁复批点。有一次，吴小如先生读到宋先生文章后，和我说（此事他也同别的一些先生谈过）：事过经年，一切皆应当还原历史真实，“某位先生”即是指他，说宋先生文章里本该注明的。——为此我也专门问过芦老师，芦老师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她见过“梁效”的注本，但她不知预先作注者是吴小如先生。（《芦荻谈往》，《东方早报》2015年5月3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