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文学”其实是一种粉丝文学。“青春文学”的偶像作家在粉丝那里是具有卡里斯玛性质的神圣人物，填补了信仰的真空。偶像本身是一个空洞性的符号，粉丝将自己的情感、欲望、想象投射进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壳和形象作为代言人。这个特质决定了青春文学不可能在社会性的观照、深度的省察、精神的提升等方面有什么作为。

　　◎ 因为过早地沉迷和过深地介入到市场当中，那些最成功的“青春文学”作者们很早就已经世故化和社会化。他们的作品内容和他们的现实实践之间发生了一个割裂：文本中往往充满纯净、反叛甚至玄幻的题材和情感基调，现实中却世俗地涉入到浑浊、顺从、功利精明的资本操作当中。这种社会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割裂有着很有意味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色彩。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青春文学”已经为自己形塑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形象，伴随着这个概念共生的“80后”（“80后”作家与青春文学作家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并非重合）从年龄到写作态势已经群体性地越过了最初“青春文学”的设定。是时候对它的前世今生进行一番梳理，并瞻望它的未来了。

　　“青春”和“青年”是两个概念，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青春，但是“青年”这个概念很显然是启蒙运动后的发明。现代性肇端时期工业革命、科学理性对于古典时代农牧积累型经验的扬弃，形成了一种“青春崇拜”话语。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春崇拜承续的正是这一话语，表现为对于费孝通所谓的老农经验的摒弃。他们共同在中西古今之中梳理了“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项，“青年”是作为反叛过时之“旧文化”的“新文化”的倡言者、革命者和行动者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青春”从一开始便秉有了这种推陈出新的特权——青春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价值和道德。

　　但我们现在通常意义讲的“青春文学”，一般而言是指1998年开始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一批作家，其中又以郭敬明、韩寒、春树、张悦然等人为代表。“新人类”、“非主流”、叛逆体制、嘲讽常规、张扬个性是他们普遍标榜或者至少在媒体上所投射出来的符号化形象，暗合着现代文学以来“青春”一贯的颠覆前代、标新立异的传统。但是，如果将他们的作品放入到文学史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的反叛与革命是“向内转”的，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个体的情感和情绪，乃至于沉溺其中，凌虚蹈空。换句话说，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联动性发生了断裂，而它们在此前文学的青春书写中却是密切相关的。

　　青年的形象从20世纪初期以来发生了数次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笼的青葱少年模式，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的红色青年从“小我”走向了“大我”，社会主义“新人”中也着力强调一种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青年革新者与创业者。80年代初的“潘晓来信”掀起了有关青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讨论，而那些“进取的青年”尽管面临着挫折甚至失败，依然有着“卷土重来的勇气”。这些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读者覆盖面更为广泛、所面对的世界更为开阔，而后者更多是同龄人写给同龄人以及更年少一些读者的作品，这是一种被受众所规定了的文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伴随着“青春文学”兴起的同时，曾经以青春诗歌著称的汪国真、席慕蓉类纯情、明快、简单的抒情在消逝，他们被视为浅薄与谎言，在早熟青年韩寒与郭敬明的犀利与实利中一败涂地。而在光鲜亮丽的青春文学明星的暗影之下，则更多像“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那样的失败的灰色青年。

　　“青春文学”的形象与话语变化显示了一种青年亚文化正在由激进反抗和创新冲动转化为鸵鸟主义与市侩哲学。原本充满憧憬的青年在情感结构上产生了普遍性的绝望和愤恨，他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抉择是放弃高蹈的梦想而力求进入到既定程序中谋求一席之地，或者竭力按照世俗成功学模式来塑造自己的人生规划。这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青年”已经死去，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残留，青春亚文化再也无法充当观念的先锋、美学的前卫和思想的先行者与变革者。因而，这注定是个“后青春”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青春文学”所突出显现的亚文化想象几乎都是从主流话语中“脱序”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