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读两篇90多年前的文学批评文章，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读之再三，感慨万千。一是当时的闻一多仅仅24岁，可谓青春年少；二是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仅仅间隔一周，都是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周报》上，而且两篇文章的基调正好相反，既有热情的赞扬，又有严肃的批评；三是闻一多的批评，不但紧扣时代精神主题，而且从“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视野，纵论《女神》之得失，指点文坛之时弊，畅想中国文学之发展方向和前景。而那时的《女神》，其影响力正如日中天。

　　闻一多两篇文章的观点之正误，或可不论。但两篇文章所体现的批评风范和气魄却十足令人钦佩。比之于今天的文学批评，其在实践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的要义和天职方面，似乎更令我们深思之。当然，这不是说当今的文学批评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缺乏有气魄、有水平的批评力作；也不是说要厚古薄今。其实，我们谈论历史的目的，不是要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一争高低，而是思考如何从历史中打捞曾经拥有的精神资源为当今的心灵提供能量和动力。

　　如果按照法郎士对文学批评的定位：“灵魂在杰作中冒险”，那么文学批评的最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文学批评活动，将杰作甄别出来，并将杰作的杰出之处揭示出来。这当然毫无异议。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做到？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从内部因素来看，批评家自身素质和水平的高低；从外部因素来看，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闻一多那个时代，当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那种文学批评的风范和风骨，是否就不可追复呢？和闻一多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我们，是否有太多的顾忌、太多的回避、太多的稳重、太多的言不由衷呢？

　　说起文学批评最为光辉绚烂的时刻，我想不能不提起19世纪以“别、车、杜”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但将文学批评的真正要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而且他们将文学批评的真正天职提升到了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当然，这绝对不是否定今天的文学批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我们的时代，也自有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主题和精神追求，无需复制当然也无法复制以往时代的批评模式和批评状态。但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背后，文学批评的某些恒定的内在精神律动如何被当代人感知传承呢？

　　事实上，要说素养、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等方面，今天的批评家在总体上，显然要比前人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文学批评的对象、范围和整体把握上，也有很多前人所难能达到的地方。但是，在精神风骨和批评风范上，今天的文学批评是否需要有见贤思齐的胸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