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80后”作家，人们总是将他们与小说创作联系到一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对小众的“80后诗歌”小圈子。但梳理“80后”登上文坛的历程却可发现，他们的最初亮相是借助散文（随笔）这一文体：世纪之交轰轰烈烈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上，韩寒、郭敬明的《杯中窥人》《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之类，便是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其实，“80后”的散文创作实践一直都在延续，只是其光芒被更为耀眼的“80后”小说创作所遮蔽。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当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已过半，我们惊喜地发现，“80后”散文的成熟期已经悄然来到。

　　如果将本年度“80后”散文创作视为一支正在向艺术蓝海扬帆起航的舰队，那么，刘汀的《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以其“重器”般的体量和深沉的哲思，堪称这支舰队当之无愧的旗舰。“80后”在前辈心目中形成的刻板印象，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拥趸，是历史感匮乏的空心一代，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与“生死问题”的沉重明显不搭界。在这篇长文的开头，刘汀似乎也对自己能否讨论这个问题持一种不太自信的态度，因此，他不无犹疑地写道“我想在这个年纪写写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但随着回忆的展开和探讨的深入，作者老家那些或让人触目惊心或让人潸然泪下的生死往事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切实的在场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心灵之间的距离，也使作者获得了叙述的自由，得以触摸到生硬结实的生活内核。文章前半部分写“死”，后半部分写“生”，写“死”则冷静里饱含血泪，写“生”则轻松中不乏忧思。经历了奶奶和爷爷的去世，作者领悟到“死亡”的真实含义，即天人永隔的“一次别离”。但现实生活的复杂又使死亡带上了多义性——面对生命凋谢时深入骨髓的感伤可以经由仪式的步骤而分解乃至消弭，死亡在窘迫无望、苦难深重的乡村生活语境中有时甚至可以转化为一种“极端的随遇而安”，更不必说自杀行为所具有的那种反抗和符号意义。而对于“生”的问题，尽管它可能包括生活、生命等多重维度，但作者却从“生育”的角度切入，生与死的对立看似被纯化，思路却因此而豁然开朗，并由此探寻出乡村社会逻辑的原点，即将“死”看作“生”的一部分，通过生育去铸造“不断延伸的重复的链条”，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世界的恐惧由此被超越。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的名言曾经被众多文艺青年奉为圭臬，由是观之，不过是中国乡村代代相传的朴素智慧。刘汀以丰赡的事实和绵密的细节，对中国北方乡村的生死观进行了田野民俗志式的如实记录和呈现，他心甘情愿地充当这片土地的心灵书记官而不凌空虚蹈，极力避免思想和艺术的空转。《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曾经是“70后”诗人沈浩波一首诗的题目，被刘汀巧妙地借用并取得了成功，这意味着“80后”不仅可以“在这个年纪”写生死问题，而且可以比上一代人写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