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崛起的时代是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异彩纷呈的背景，“讲好中国故事”又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高品质的、耐读的、有文化品位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报告文学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变化，比如，传统报告文学所强调的“三性”问题，在今天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变异。

　　“三性”，即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论说性、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指的是什么？是要代替新闻报道还是站在事件外部的重述？这与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作品中叙事人不断的现身发声、过多的论说与评价已经使得作品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还能够强调其道德的、伦理的、哲学的评价吗？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特征也正在受到冲击。报告文学当然要有“文学性”，但创作的实践可不是这么回答的，某些作品已经完全消解了文学叙事的审美品格，以更加客观的、冷峻的叙事方式在呈现事件与人物。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如《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等作品都是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事件当事人的经历与苦难。为了客观与真实，作家几乎就是一个诚实的、机械的声音记录者，并无个性的独立的文学声音的出现，正是因此而让人感到了一种切肤的震憾与惊讶。作家在这里追求的并非是“文学性”，而是追踪本相与真实。现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叙事者有意隐藏身份而“粗糙地”、“原始地”呈现事件的方式被某些作家所接受与运用。客观的叙事效果要远比哭天抹泪、跪地长叹的方式带来的张力要大。

　　对于报告文学的讨论应当从故事层面回到话语方略。查特曼在他的《故事与话语》中提出：“故事是叙事表达之内容，而话语是该表达之形式。”也就是说，我们讨论报告文学的真假、虚构与非虚构等等问题是在“故事”的范围内考证与自说自话。按照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的分析，故事是有限的、可数的，在看似丰富多彩的故事表象背后，其实是一些简单而明晰的世界，无非是真假、善恶、爱恨、情仇、生死、本能等。但是，讲述这些故事与事件的方式则千差万别，也就是话语形式却是多变的。同样的故事，在不同人的叙述下却有着惊人的不同。因此，探讨讲故事的方式，也就是话语（形式）方式要比故事（内容）重要得多，但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话题却总是把注意力和精力用在故事而非话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