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仅就文艺学本身来论文艺学，而是要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文化的大氛围，甚至要联系整个时代世界历史的特点，来把握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的运行轨迹。因为文艺学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因子。由“诗文评”向“文艺学”转化的运动，也是整个时代运动、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学界一般认为，人类历史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由猿变人；第二次，由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第三次，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目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是第四次大转换，即由工业经济文明向智能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转换。有的学者指出，第一、第二次转换是相互隔绝、彼此孤立、分别进行的，第三次则是在相互影响下相继实现的，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甚至伴着血与火：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大约五百年前开始现代化的西欧诸民族)向“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美、澳、亚、非)相继扩散、推行。

　　中国无疑属“后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强暴和思想观念的浸染下进行的。这个过程起始虽早在明末利玛窦等来华传播西方的思想观念、宗教、科技(实际上，当时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利玛窦们既把西方的《几何原本》《万国舆图》《乾坤体义》介绍给中国；也把《论语》《道德经》《中庸》《大学》等介绍给西方，只是到了后来，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中西交合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运动则在19世纪。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经过积蓄和酝酿，终于在诗学文论领域也发生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因此，从更宏阔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帝国专制体制和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诗学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它们逐渐变成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