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考察了过往的文学政治理论之后，朗西埃为“政治”作出了全新阐释，继而提出了他作为感性分配的文学介入观，认为在艺术的美学体制内，通过实现感性的再分配，文学得以介入，做文学就是做政治。

　　关 键 词：雅克·朗西埃/介入/感性分配

　　作者简介：郑海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前为止，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关于文学介入的理论思考至少有三条脉络。其一是以文学手段直接介入社会，认为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干预现实，强调文学的宣传和教育功用，最著名的就是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和担当，可以称之为“行动的文学介入”。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学介入理论的探讨一般都集中在这个思路上。其二是“不介入的文学介入”，这个思路认为文学可以对社会发生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能通过以幽微曲折的方式改变意识来间接达到，它尤为强调艺术的批判和建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几员主将一般都沿着这条路径思考。从这种不介入的方向来考察介入问题，目前国内学界的讨论相对第一种所见不多。其三则来自法国理论家雅克·朗西埃，他提出了作为感性分配①的文学介入观，我称之为“感性分配的文学介入”。朗西埃认为，政治内在于文学，正是文学提示了做政治的方式，一种元政治：通过实现感性的重新分配和分享，文学介入了。这个思路打破了政治外在于文学的传统构想，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但目前国内学界特别是文学研究界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朗西埃和“作为感性分配的文学介入观”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倾听。

　　一、对几种艺术政治理论的批评

　　“文学的政治并非作家们的政治。……它假设人们不必去考虑作家们是应该搞政治，还是更应该致力于艺术的纯洁性，而是说这种纯洁性本身就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它假设在作为集体实践的特殊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的确定实践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联系。”②——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

　　可以看到，朗西埃反驳了关于文学介入的另外两套论述，他认为前面两种介入理论都预设了同一个前提：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分离，亦即它们都认为社会/政治是外在于文学的，于是前者指向文学的他律，后者指向文学的自律。不论是他律还是自律，都只是“解释事情的一种方式，但这不是最有意思的方式”，与其如此，“更应该去寻找共同的成分”③。雅克·朗西埃使它们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艺术中的政治是“本然存在的”。④自律或者他律的任何一方都不是事实：“艺术的美学体制并非单指艺术的自律，而是指自律与他律的和谐；它也不单单指艺术自由的愿景，它要求这种自由能够承受无意识、被动和偶然性的重量。”⑤从这种观点出发，自律与他律的区分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艺术的政治性的理念是哪一种。朗西埃考察了几种关于艺术政治性的不同观念，除了以上两种介入理论之外，主要还包括了罗兰·巴特和利奥塔的相关论述。

　　首先是“行动的文学介入”，表现为艺术的他律。这种观念认为要真正实现艺术的政治只能奉行一种直接的政治艺术的逻辑：这是在试图“改变世界”，而不是在做艺术。以对福楼拜文体的分析为例。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把福楼拜排除在介入作家之外，因为他认为介入的文学要与意指过程打交道，而福楼拜的“石化”的文体像诗歌一样不指意。进而萨特指出福楼拜是以文学语言的石化为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战略服务，被当成反对民主(即当时刚兴起的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朗西埃指出这种阐释模式属于“症候性阅读”，即一种“使信件返回给寄信人的做法”，这是“轻而易举而又徒劳无益的”。这种阐释学将自身定位为科学和真理，从而失去了阐释的丰富性，于文学不过是一种“思想的重压”。⑥

　　罗兰·巴特是在“介入”问题上跟萨特针锋相对的理论家。他关于真实效果的分析当然不属于萨特的脉络，但是朗西埃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犯了和萨特同样的错误。例如巴特在解读福楼拜《一颗纯真的心》中那个既没有任何功能角色也没有任何戏剧角色的气压计的时候，认为这个多余的气压计实际上是事物秩序的代表：“气压计就在那里，以便最终确保世界秩序的恒定性，确保资产阶级统治的秩序。”首先，朗西埃认为，巴特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做了简单的对接，从一个文学细节指涉整体的政治隐喻，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政治精攻整体，而文学则精攻单元。”文学的民主是“分子式的”，不是整体性的，文学中不存在整体性的政治。必须像福楼拜或普鲁斯特那样，“如果说他清点所有的树叶，那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民主者，相反是因为树叶都是不相同的，树叶会拒绝民主的千篇一律。”换言之，文学上的歧感指向单元和分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⑦其次，巴特和萨特犯了同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图像的沉默及其言说之间的可逆的平等关系”。这里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二人都无法自圆其说：“一方面，意义是一个需要进行解释的文字，即一个需要解释的沉默的符号，而对之进行解释的人需要站在其位置上揭示其内在真理。另一方面，意义内在于事物本身，它拒斥了一切外来的解释的声音，让其沉浸在自己不可逆转的沉寂之中。”⑧

　　接着是“不介入的介入”理论。它之所以被纳入考察视野，是因为这个路径思考的同样是关于文学介入的问题，并且也提出了一定的介入主张，例如阿多诺认为自律性和社会性是文学的两大特点，主张以不介入的方式介入。在朗西埃看来这里有两套方案，都是以抵抗作为手段。一个是阿多诺等人将艺术作为解放的承诺，另一个是利奥塔将艺术作为抵抗。

　　艺术作为解放的承诺，这里的批判对象主要是阿多诺，有时也包括格林伯格。阿多诺的论断是：“真正的艺术也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在社会矛盾被现实地消除之前，艺术的乌托邦和谐必须一直保持抗议成分。”⑨同时，“艺术通过反对社会而成为社会的，而只有自律艺术才具备这种反对性。”⑩艺术的彻底的自律性和政治、社会的解放承诺结合起来了，同样，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也是出于他认识到有一个巨大的控制机器剥夺了艺术的解放潜能。朗西埃指出这里存在根本性的悖论：要实现解放的承诺就不得不放弃艺术的自律。(11)以对勋伯格无调音乐“费解、断气、不悦耳”的风格分析为例。阿多诺的解释是：“它烙印着世界所有的黑暗和罪恶，它从承认不幸中搜寻幸福，从禁制美感外貌追求美感。”(12)朗西埃认为这里采取的是一种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战略，表面上看是极端的自律性，事实上则是一种双重的他治性，他治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生产机制，另一方面则来自作品原先的完美结构：“为了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商品化装饰进行谴责，这种音乐必须更进一步地采用那种劳动分工，必须比资本主义大量生产机制下的产品更技术化、更‘非人’。这种非人性进而使被压抑着的东西的污点得以显露，并瓦解掉作品完美的技术性配置。……‘先锋’艺术越是要忠于审美领域中的那个许诺，就越是要负担他治性的力量——因为他治支撑着艺术的自治。”(13)换言之，“艺术只有以打破承诺为代价才能使承诺永存。就是将持久的伤痛、将存在于每一个从现实到美丽的美学表象的美化中的未解决的矛盾铭刻在自身。”(14)

　　另一个是利奥塔提出的“抵抗的艺术”，为了纪念阿多诺，利奥塔沿用了“抵抗”一词，但同时赋予它完全不同的解释。利奥塔通过反崇高，抹去了艺术和“解放承诺”的关联，提出艺术要以异质性向元叙事挑战。朗西埃认为，利奥塔把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特殊化，不过是为了让它和另一个历史叙事结合。故而这里对元叙事的背弃只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并没有打开小叙事的多元空间，而恰恰是后者，对于建构多元文化才是最重要的。(15)在这种“作为抵抗形式的艺术”中，“形式通过将自己与世俗世界的任何介入形式相区分而实现了其政治性。艺术不必成为一种生活的形式，相反，正是在艺术中，生活得以赋形。……平等主义承诺正在于作品的自足之中，在于其对任何特别的政治目标的超然之中，在于其拒绝涉足于世俗世界的装点之中。”(16)抵抗的艺术不停地将他者法律的压迫记录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他们不是对暴行言听计从就是自我满足于商业文化的奴役，不是摩西的法则就是麦当劳的法则。它会导向“伦理”(在朗西埃这里伦理指向共识体制)，导致对美学和政治的共同镇压。(17)简单说来，朗西埃认为“利奥塔所做的并未真正脱离普遍受害者的宏大叙事，而恰恰是以一种回溯的方式重构了这种叙事，以便重新利用它。”(18)这事实上是向共识臣服，很容易陷入“伦理的相对主义”之中。

　　正如朗西埃所指出的，以上每一种关于文学介入的理论都有其固有的矛盾，然而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对其矛盾之处一般也都心知肚明，他们经常给出的解答是把这种悖论当成是为了艺术或为了政治而不得不偿付的代价。朗西埃自称他所支持的政治艺术或批判艺术就是处于这些“介入”理论的张力之中，去建构一个作为感性分配的艺术政治。(19)于是他首先是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关于艺术和政治传统分野，通过把艺术和政治都看成是感性分配的形式，二者变成同质的了：文学必然是政治的，因为通过文学，感性得以重新配置，既定的政治秩序被打乱了，不可见者变得可见，不可听者变得可听，文学的过程是感性重新配置的解放过程，是不断追求平等的民主过程，文学必然是政治的，同样，文学也必然是介入的。朗西埃指出他本人的研究是对特定情境的介入，并且在《感性的分配：美学的政治》(2000)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美学著作中都在关注这个问题，(20)并将这条思路延展到对电影和当代艺术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