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也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在这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抗战中，广大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一大批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战题材作品。直到今天，我们的作家仍旧不忘民族的深重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深入历史，潜心创作，不断奉献出各具特色的优秀之作。抗战历史的文学书写不仅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记录民族历史、鼓舞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多年来，中国作协积极倡导和扶持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催生了一大批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精品力作，成为近年重要的文学景观。　　

　　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这么多作品集中涌现，是一件好事。虽然对于抗战题材的创作，必须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同时喷发形成的浓厚气氛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交流和督促，写作者可以作横向、纵向的参考和检验，必须在如此多的作品中呈现自己的特色，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作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人民显现了民族的英勇与牺牲、不屈与奋进的精神面貌。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中国作家馆”以“弘扬抗战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重点推出一批抗战题材作品，这次研讨会，也是“中国作家馆”的主题活动之一。通过这样的研讨，一方面可以了解近年来有代表性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交流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引领创作。

——何建明

　　早期抗战文学

　　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雷达：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经历了80多年历程，作品浩如烟海，我们需要总结，看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积累了什么样的艺术经验，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还要看存在什么问题，还要继续呼唤伟大的战争文学作品的出现。

　　早期的抗战文学很多是第一手的生命书写、灵魂书写，萧红的《生死场》今天仍给我们震撼，它是“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它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强烈表现。萧红写这个作品时只有23岁，《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一样，是一部天才之作。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显示了巨大的概括力；而孙犁的《荷花淀》别出机杼，诗意盎然。在诗歌方面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间的诗、艾青的诗，都是瑰宝。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抗战题材大爆发，厚重之作联袂而出，如《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大刀记》《战斗的青春》等等，数不胜数。它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表现极为饱满。不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避、甚至曲解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业绩，使真实性和广阔性打了折扣。新时期以来，纠正了认识上的偏颇，出现了《战争与人》《血战台儿庄》《亮剑》《笨花》等力作。尤其是《红高粱》显示了质的飞跃和宝贵的创新精神。再如《音乐会》《抵抗者》《回家》《生命通道》《来生再见》《吾血吾土》等等，掀开了新的乐章。在纪实文学方面，近年又有《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抗日战争》三卷本、《与魔鬼博奕》等力作。

　　范咏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文学就出现了。到今天，抗战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不同的特征，从历史观到艺术观念，不断变化，直到今天，探索仍在继续。

　　汪守德：我们的作家在写抗战题材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写肉体的疼痛，描写我们怎么遭到日军的侵略、屠杀、蹂躏等等很充分，但写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我不久前重读了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到非常大的震撼。丁玲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着实令人惊异，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当高，使人产生的刺痛感也相当强。作品在描写肉体和灵魂双重疼痛的问题等方面，走得相当远，也相当有深度。它解剖的是中国人真正的人心，是中国人的灵魂，令人战栗，几至无法面对。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得更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