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自然是高兴的。然而高兴劲儿还没完，星期一刚上班，本书责任编辑的电话打来了，来不及寒暄，她便严肃地说：“你的大作侵权了！”

　　“侵权了？我侵什么权？”我疑惑不解。

　　编辑说：“我们接到一位农民工的短信，说你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一书中，引用了他的两首诗，既没得到他的同意，也没付给他稿酬，他要讨个说法，准备跟出版社和作者打官司。”

　　我愣了十几秒之后，赶紧翻开书，一找，发现确实在第四章《皮村文化》里引用了这位青年农民工的两首诗。

　　那是2009年岁末，我正在高密度地采访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了解他们的文化状态，我找到了京城东郊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在皮村这个与大都市紧密依存的“打工者部落”中，有他们自己的子弟学校、艺术团，还有他们创建的打工博物馆。在采访艺术团负责人时，他送给我一本《打工者之歌》小册子，这是他们自编自印的，内容有歌曲、诗歌、故事、小话剧等，都是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尽管作品还比较粗糙，但都是农民工自己创作的，因此显得特别鲜活，特别有生活气息。后来，在写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时，我在书中引用了几首农民工的诗作，包括这位准备与我们打官司的小伙子写的两首。坦白说，当时在引用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会不会侵权的问题。

　　放下电话，心情有些沉重，搞了30多年创作，从来没侵过权，没想到这部写农民工的作品，因为引用了农民工的诗作，却被诉侵权了。

　　不过，我心头又升起一团疑雾——我侵权了吗？没错，我是引用了他的两首诗作，但我署上了他的名字啊。如果这算侵权，那么以后在作品中要是引用鲁迅、郭沫若的诗，引用艾青、贺敬之的诗，算不算侵权呢？如果都是侵权，那可麻烦了。

　　我觉得当务之急必须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侵权的问题。

　　我把第一个求助电话打给了时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的梁鸿鹰，他一听，马上说：“兹事体大，关系到著作权问题。你应该请教法律专家，作协不是有个权益保障办公室吗？它是专门负责维护作家著作权益的，你可以找他们咨询。”

　　我也想起来了，中国作协是有个权益保障办公室，只是因为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官司，所以从来也没与他们联系过。

　　电话拨到权益保障办公室，接电话的是吕主任。听完我的叙述，她第一句话就是：“你侵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