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陈沁

　　● 即使计划生育完全取消，中国家庭的实际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3%，这只比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所报告的生育率高16%，即每年新增260万新生儿。更何况当前“单独二胎”政策受益年轻家庭仅仅占所有年轻家庭的25.5%，按照该比例计算，那么每年新增的新生儿数量约为66万人，约提高当前出生人数的4%。

　　在中国的生育率降低中，女性教育的提升与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贡献了80%的生育率下降，而计划生育本身的贡献很少。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的上升也将十分有限。今天，中国家庭“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完全被打破，中国家庭正在自发减少生育，年轻夫妇的“理想子女数”已经低于日本。此时，即便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每年新增的人口也不会超过260万人。如果仅对“单独”家庭放开二胎政策，那么每年新增的人口数甚至仅有66万人，出生人数仅能提高4%。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率提升，已是杯水车薪。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与收紧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计划生育到底有没有让中国成功少生4亿人？一个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早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便已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7年10月25日，中国公布了《1957-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9条规定，“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最初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宣传性质的，焦点在于促进育龄妇女的节育、避孕与晚婚，强调自愿。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将国家指导与个人自愿相结合，逐步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

　　为了在21世纪前将人口数控制在12亿之内，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收紧。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计划生育被正式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最多两个，对不再生二胎的要给予表扬。对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应在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979年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般被冠以“一胎政策”之名。在此之后，计划生育政策仅有局部微调。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主要针对农村人口的“一孩半”政策覆盖53.6%的人口；针对少数民族的“二孩”或“三孩”政策覆盖11%的人口。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能看到计划生育被显著地分为三个阶段：以自愿为主的第一阶段，以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第二阶段，以及以经济和行政手段严格限制一胎的第三阶段。但是，当我们将计划生育的逐步收紧与生育率变化放在一张图（图1）中，却能发现生育率的大幅度降低并没有出现在严格一胎化之后，而是出现在1970年至1980年之间的“晚、稀、少”政策中。在严格一胎化开始后，生育率反而首先出现了反弹，整个1980年代，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几乎没有下降。

　　为何自愿性质的计划生育伴随着快速的生育率下降，而严格一胎化政策实行后生育率反而下降速度变慢了呢？如果计划生育的严格程度反而与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成反比，我们就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计划生育到底和生育率的下降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