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冕堂耕耘明清史几十年，先后完成了多部专著，每一部都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在某一领域的优秀成果。

　　5月31日恰逢黄冕堂先生91岁生日，老寿星在女儿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幸遇杨向奎 爱书成痴

　　1924年，黄冕堂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佃农家庭。1948年，“高考”后的黄冕堂被三所名校录取，因向往解放区，他选择了山东大学。“当时负责录取工作的山大中文系主任杨向奎，即我后来的恩师，认可我的古汉语成绩，认为我是可造之材，这也成为我选择山大的重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学术气氛浓厚，聚集了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等著名历史学学者，有着“八马同槽”的美誉。“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终生受用的治学方法和教学经验。”退休后的黄冕堂还常常感念授业恩师们对他的教导，发表了十多篇记叙先师的文章。

　　在熟悉的人眼里，黄冕堂是名副其实的“书痴”。老伴刘宜春回忆说，新婚第二天晚饭后，丈夫就不见了踪影，直到半夜黄冕堂回来后，才知道他是依习惯看书去了。青年时的黄冕堂有两个愿望，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拥有自己的书库。第一个愿望，他不懈努力了36年；第二个愿望，黄冕堂夫妻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共建了一个拥有5万多册图书的家庭书库。刘宜春感慨，他们虽没多少物质享受，却有着最大的精神财富。

　　退休后的黄冕堂坚持每天阅读、记笔记。在他近日阅读的《山东大学校史》一书中，记者看到书眉夹着密密麻麻的便签，书中随处可见他画注的笔记。

　　博极群书 足迹半天下

　　黄冕堂深受导师杨向奎的影响，强调治史必须注重对史料的搜集、阅读和使用。在他看来，只有基于大量的史料阅读，文章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经得起推敲或辩驳。

　　黄冕堂家中书房累积了一摞一摞的读书笔记。1972—1974年，他被遴选参加孔府档案的整理，这让他如鱼得水。“从1980开始，我用了连续8年时间，带领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抄档案，阅档7000卷，摘抄资料300万字，其中200万字出自我的手笔。”

　　虽重视书本文献的阅读，黄冕堂却并未满足于从书斋中获得知识。“我认为，书分两种：一是有文字的，一是无文字的。”他举例说，不少古书文字，若无实际见闻，往往理解不透。就连司马迁、郑樵、顾炎武等大师都博极群书，又足迹半天下，与“田夫野叟”、“老兵退卒”叙谈，网罗散佚的“文集”、“文册”、“志乘”等。“这些优秀的史学传统，应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