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8月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入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代表作《迷舟》《褐色鸟群》《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等。

　　回归古典,仍是先锋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您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到后来有人说先锋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最近这两年因为马原复出,又有人说先锋文学复活了,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到您?

　　格非:马原也好,余华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曾经的先锋派。但是我在我的小说集《隐身衣》的序言中讲,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比较不幸,因为中国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作家不变化是不可能的。文学需要不断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不是先锋派所能概括的,我表示怀疑。有人说先锋派已经死掉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挺好,不死掉怎么会有新的先锋出现呢?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先锋派的复活。

　　记者:您过去的小说,比如《褐色鸟群》和《迷舟》,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后来的作品像“江南三部曲”相对来讲接近于古典主义,请您谈谈这种转变。

　　格非: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多一些笔墨,一个作家只有一套文字是不对的,需要多准备几套,到了一定阶段以后,这几个方面可以互相补充。一个作家的文字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锻炼,我的基本看法是,真正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其实很少,我这话说得很苛刻。但你放眼去看,真正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没几个。这是一个作家毕生的追求,文字要把非常准确的意蕴、那种微妙的东西传达出来,这是文学最重要的功夫。有些作家大的东西能传达,小的东西传达不了。我也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语言上有所变化。我的方法比较保守,我觉得变化不要太大,不要彻底把自己推翻,重新来一种语言。我不会这么做。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些变化,集小的变化成大的变化,若干年以后你可能发现,你的文字已经变了。

　　我跟学生说,语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学生回答,准确。我又问他们,语言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学生说不知道,我告诉他们,还是准确。这两个“准确”可能不一样,最低要求的“准确”可能是把一个事件交代完整,人物各安其分;最高境界的“准确”,那种细微之处,微妙的地方可能是毫厘之间的东西,稍微过头一点儿,那个文字就不能看了。特别考验你的文字功力。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到国外,但您的小说语言可以说是唯美的、古典的,这种中国式的语言,在翻译上会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格非: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国人读非常有味道,英文怎么翻?完全没办法。这是文学里非常大的遗憾。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昆德拉式的写作,他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晰,句子也比较明白,比较短,翻译的时候比较好办。最难翻的可能是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好的地方在于味道,味道一旦失去,翻成英文可能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国文字,或者我们阅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时,都会有一些宽容。我在读外国作品之前,我可能会想这是哪个国家作家的作品,是谁翻译的,我对他们信不信任,作家都有这个习惯,首先会问这个翻译家靠不靠得住,如果靠不住,就不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