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编纂民法典的繁重任务，必须动员全国民法专家，集中力量和智慧，采用梯次方法，全面设计立法路线图，各编法律草案分别准备，成熟一部通过一部，保证在较短时间里高质量地完成编纂民法典任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编纂民法典”任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这一任务的完成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通过为标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重任。面对艰巨的立法任务，依靠立法机关工作部门现有力量，难以在期待的时间内完成，须动员全国民法专家，采用梯次立法方法，分解民法典立法任务，力争在5—7年完成这部21世纪先进的、高质量的民法典。

　　短期内完成民法典编纂任务极为艰巨 

　　在一个国家的立法体系中，民法典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关系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多，篇幅长，规则复杂。在短时间内完成民法典立法极为艰难，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有一个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估计，即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基本内容已经大体完备，只要稍加修改，即可完成民法典编纂任务。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我国民法现有的单行法确实比较丰富，已经有《民法通则》（1986年）、《物权法》（2007年）、《合同法》（1999年）、《担保法》（1995年）、《婚姻法》（2001年）、《收养法》（1998年）、《继承法》（1985年）、《侵权责任法》（2009年）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010年）。从这些法律的名称看，中国民法的内容确实已经基本完备。但这仅是民法单行法在形式上的“完备”，在具体内容上却存在较大问题。其一，这些法律立法的时间跨度达30年，其间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改革，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在这段时期制定的法律，很多内容不能反映现实生活需要；其三，在提出编纂民法典思路前，没有统一的立法计划，各个单行法各自为政，立法体例不统一，内容缺少必要的协调，缺少统一的民法典灵魂；其四，旧法的内容已经被新法代替而旧法却没有修订，部分法律已经成为半死的法律；其五，民法典的重要部分阙如，如《民法通则》不是《民法总则》，《人格权法》没有制定，缺少《债法总则》。

　　根据我国目前民法单行法的实际情况观察，编纂民法典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

　　第一，制定新法。编纂民法典，首要的是制定《民法总则》等新法。《民法总则》统领分则各编；《人格权法》规定每一个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利，在宣示我国人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债法总则》目前没有在立法计划中，应当列入。

　　第二，对现有单行法进行归并整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合同法、担保法与债法总则、婚姻法与收养法进行整合。合同法立法时，强调“大合同法”观念，将债法总则的内容大部分写进来。须对《债法总则》单独立法，对《合同法》进行“瘦身”，同时将《担保法》关于定金和保证的内容归并于《债法总则》。《婚姻法》和《收养法》都是亲属法，应当归并在一起，进一步修订充实。

　　第三，修订《继承法》、《物权法》等旧法。《继承法》是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当时私人没有更多财产，因而继承制度不健全，必须修订以适应社会生活；《物权法》颁布时间不长，但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政策改革意见必须体现在其中。

　　第四，在上述所有部分都完成立法后，还必须进行民法典的统一编纂。目前有一种说法，主张搞一个“散装”的民法典，即所有民法单行法都完成后就视为完成了编纂民法典的任务。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民法典必须有形式上的统一，各个单行民法没有进行编纂，何谈“编纂民法典”？何谈完成《决定》的任务？立法机关不可采取这样“偷工减料”的立法决策。

　　立法机关按期完成编纂民法典任务困难极大 

　　面对编纂民法典繁重、艰巨的立法任务，立法机关存在极大困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时间紧迫。尽管《决定》没有规定编纂民法典任务的时间表，但最迟不应超过下一届全国人大的任期，即2022年。因而时间最长只有7年，预计应在5—7年完成编纂民法典的任务。

　　第二，立法机关的工作机构力量不足。负责民法典立法的专门机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目前只有工作人员十余人，分为两个处，力量严重不足。

　　第三，民法典的内容过于复杂。民法典的总则、物权法、债法总则与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内容各异、理论不同、规则复杂，不仅非专业人士不懂，民法专业人士也有学科知识的限制，一个人的民法准备无法应对民法典各编的立法需求。

　　第四，民法典的系统性、逻辑性要求高。民法典的内容复杂，预计将有近2000个条文，在一部内部和谐统一的完整法律中，各编不能出现逻辑性和具体规则的矛盾和冲突，立法要求极高。

　　面对上述困难，采用常规立法方法无法完成编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