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据此,我们对于传统儒学的学术判断,亦可以“多一份思考”,择善而从之。儒学肇始于先秦,延续至今,在历史上,自西汉武帝崇儒,即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本文的问题是,传统儒学作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奉?当下,我们又能从传统儒学中得到怎样的“成功经验”?

　　一、传统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看,与欧亚其他民族国家相较,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创造出耀眼的古代文明。本文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儒学的成功之处,表现出传统儒学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

　　依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势的覆盖和反作用,这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长期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养育出“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民间社会的领袖和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概括而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中,士大夫阶层属于文化和政治精英,他们对下引导大众,成为基层社会的领袖；对上则参与和佐助政权,构成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

　　据《士人与社会(先秦卷)》的研究,士人由武士嬗变而来,作为从事思想文化学习、研究与实践的专业人士,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选择了与国家政治体制相结合的生存路径。孔子开办私学,教授门徒,培养目标曰“学而优则仕”,其设计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生大体上尊奉了先师的教诲,战国时期的“成功人士们”亦为后世士人做出了表率。虽然经受了秦朝统治者的严酷打压,但自西汉开始,士人们就不遗余力地纷纷介入体制,成为官僚系统的主体。他们作为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凝聚着中华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精神,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他们将这些文化内涵传续下来,成为帝王们构建帝国、延传权力、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的基础和依据。惟此,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

　　成功介入体制士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流散在民间。其中不乏寒酸之辈,一些优秀成员则领袖基层社会,称为士绅。他们在地方上具有权威性,对地方事务具有引领主宰的导向作用。地方官府的治理功能,有些就是通过士绅来实现的。士大夫作为士绅的主体,作为民间领袖,起到了稳定秩序的作用。

　　其二,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

　　关于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评判,学界历来纷争不已。赞许者谓之“开明”,“民主(因素)”；否定者谓之“专制”、“集权”。如果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政治无非是体现着高度发达的政治理性而已,其政治本质与政治实践仍然是君主政治,而且这里说的君主政治的含义就是君主专制。

　　秦统一前,君主政治体制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以天下“共主”为中心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如夏、商者是。秦统一后,形成了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这种政治体制内涵着的高度政治文明,集中体现为前近代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文官制度。无论汉代察举制,还是隋代起始的科举制,政治录用规范、严格,而且是面向全社会的。除了贱民或某些特定身份,在介入体制面前,人们几近平等。这样一来,君主政治就将人才选用的范围极度扩展,尽其可能将社会各个层面的有用之才罗致体制内。政治权力基础的扩大和选用人才程序之严格,使得统治集团得以比较长时期地保持其精英特色,保持着相应的统治能力和政治活力。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布衣可以平步青云,范进亦可以中举。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现和历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