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基层协商，包括乡镇、街道的协商，行政村、社区的协商，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协商。基层协商承载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直接关系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应当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和移动互联网这两大时代背景，从如何适应时代背景的角度加大思考和创新力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协商

　　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事关我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就一直处于快速提高过程中。《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9%，人户分离人口2.94亿，其中流动人口2.47亿，城镇化仍有巨大发展空间。同时，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45%左右，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落户城镇。毫无疑问，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正在对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诸多议题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青壮年大规模外流和精英群体流失增加了农村基层协商的成本和难度。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外流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但也造成了许多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农村空心化导致基层协商主体结构失衡，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幼无法保障基层协商有效运转。考虑到时间和交通成本，外出务工人员较少主动回乡参与公共事务，而是寄望“搭便车”或由本家族人代理。从农村走出去的优秀农民工、大学生，以及随子女入城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等精英群体的缺席，更是直接降低了协商的有效性。从更深层次看，人口外流正在逐步瓦解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格局，农村越来越从关系型社区向松散型社区转变，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降低从根本上动摇了基层协商所赖以存在的公共理性。

　　第二，征地拆迁、公共设施建设等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考验基层协商的实效性。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各类园区周边是征地拆迁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上述区域，导致当地居民与基层政府间矛盾加剧。究其原因，很多是因为当地居民无法充分享有公共事务参与权和表达权，而基层政府又没有切实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能精准回应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在逻辑上，基层协商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及时化解矛盾冲突。但在实践中，基层协商的实效性还需通过处置征地拆迁、公共设施建设等棘手问题得到体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基层协商将不得不面临征地拆迁等现实问题的持续考验。

　　第三，现代城市文明在全社会的推广为基层协商营造思想舆论环境。城镇化不仅意味着非农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建成区扩张，也是现代城市文明向全社会推广的过程。包容、平等、理性等思想观念，以及维护公共利益、敬畏法律规则、尊重他者话语权、热衷公共话题讨论等生活方式，正在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向全社会扩散和渗透。这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符合协商民主对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能够为基层协商提供必需的思想舆论基础。事实上，目前较为成功的基层协商实践，如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广东顺德“公咨委”等，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城市文明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整体上看，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群众正在日渐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