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斐云）长期担任北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负责人，常为周叔弢代购善本古籍或提供信息，周叔弢也为北图购藏古籍尽力。他们虽然分处京津两地，但书信往还不断，两人的友谊持续半个世纪。图为周叔弢致赵万里信，落款处“半雨楼”印是周叔弢为所藏宋蜀本《王摩诘文集》所治，因内有“山中一半雨”句。

　　周叔弢应瓮克斋邀请，写老子《道德经》中的处世箴言相赠。全文（原件无标点）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一九六二年十月写奉克斋道兄法正，周叔弢。”

　　祖父虽然早在1952年就将最珍贵的善本古籍捐出，但他搜求和赏鉴文物古籍的兴致依然不减，并在生前陆续无保留地将所藏悉数捐出，得以完好保存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中，还之于民，可谓得所。从现存《日记》中可见，他在工作之馀，与友人谈书论画，切磋交流，从中获得乐趣，也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尽了一分力量。

　　祖父周叔弢生前撰写的日记，除了抗战前部分在日军进入租界前销毁外，“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后仅存者，只见手抄1952年5月至1962年8月的“日记择抄”一册（校读者案：据启乾先生赐示，弢翁1950年代所用日记本，为一皮夹活页本。此十年日记“择抄”于何时，如何择取抄存？景良先生及启乾先生均不详，一直至弢翁身后，方知有此五册日记之存在），及1962年9月至1963年12月和1965年6月至1966年8月的日记各一册，共五册。记载虽然十分简略，但毕竟雪泥鸿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

　　祖父虽然早在1952年就将最珍贵的善本古籍捐出，但他搜求和赏鉴文物古籍的兴致依然不减，并在生前陆续无保留地将所藏悉数捐出，得以完好保存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中，还之于民，可谓得所。从现存《日记》中可见，他在工作之馀，与友人谈书论画，切磋交流，从中获得乐趣，也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尽了一分力量。

　　在《日记》所涉及的时间段内，有些时日恰值我正在祖父身边，所记一些人和事也属亲见亲闻，读后自然不免引起回忆并有所联想，现拉杂写下，聊作对先人的缅怀与追念。

　　在文化界，祖父与赵万里（斐云）先生（1905—1980）可谓惺惺相惜，友谊长达半个世纪。赵长期担任北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负责人，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早自上世纪30年代，祖父与赵即开始交往，相互切磋。赵为祖父代购善本古籍或提供信息，祖父也为北图购藏古籍尽力。他们虽然分处京津两地，但书信往还不断。

　　对于新中国的建立，祖父与多数国人一样欢欣鼓舞，他要把数十年精力所聚收集到的善本古籍举赠国家。1952年6月下旬，他正在北京开会，29日记：“郑西谛来谈捐书事。赵斐云以为是意外大事。”可见正是在此期间，与有关方面正式敲定了这件准备已久的大事。随后，当年8月31日又记：“张葱玉、赵万里、高熙曾来取藏书。”9月3日，“藏书运京”。至此，所藏善本入藏北图。赵与祖父相知甚深，仍以为这是“意外大事”，可见此举的不同寻常。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祖父常去北京开会，每次也都要抽暇去北图看书并访晤赵万里先生，赵也常来祖父住地回访。1953年秋至1956年夏，我在京读高中期间，祖父每来京即召我陪侍，所以我也不只一次见到过赵。他那时正值中年，中等身材，戴眼镜，平头，常穿一件风衣，神采奕奕，脚上穿的鞋是那时特有的，现已见不到了。它介于传统中式布鞋与西式皮鞋之间，虽是黑色布面，但使用胶底，系鞋带，样式无异于西式皮鞋。后来又在南开见到雷海宗先生也穿这样的鞋，看来这在知识分子中还是颇为流行的。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赵的突然来访。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刚起床，尚未收拾，赵即敲开了旅馆的房门。那显然是他要赶在清晨上班之前来谈事情的。由此也可见赵与祖父之间熟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