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是男权主义、传统文化、眼球经济与不良媒介沆瀣一气的产物。

　　与舞台上诸多女星相比,2014年亮相央视春晚的法国国际影星苏菲·玛索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年近50岁的单身法国女人不仅依然美丽、优雅,周身还散发出由岁月沉淀而来的迷人魅力。时尚杂志《瑞丽》在对苏菲·玛索专访时特别关注了她的单身身份:“在大城市中,一些很优秀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你怎么看?”她的回答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旁人不应该指手画脚。”可是,这个在法国人看来无需关注和干涉的私人话题,却以“剩女”之名在我国大众传媒走红了近十年。“剩女”究竟是什么?是客观存在,还是被塑造的产物?这是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剩女”的定义早在2007年已经基本定型:这是一群已超过社会公认的适婚年龄、仍保持单身的大龄女青年,她们很多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的长相,但因择偶条件较高,找不到理想的婚姻,变成了嫁不出去的“剩女”。由于媒体对“剩女”形象的戏谑、调侃和偏颇化呈现,甚至衍生出“灭绝师太”、“白骨精”等一系列“妖魔化”大龄单身女青年的语词。事实上,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30—39岁非婚男性在同年龄段比同龄非婚女性多出613.9万人,与绝对剩余的男性相比,“剩女”只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一小撮人”,但在媒体的“放大效应”下,“剩女”成了一个人人关注却又避之唯恐不及的话语。

　　事实上,男权主义对话语权的掌控,决定“剩女”的诞生。“剩女”这一话语本身就是以男性的需求为标准而建构的,它粗暴地将女性划分为“剩下的女子(剩女)”和已婚者两类,不允许女性在生活中有第三种选择。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被当作等待男性挑选的商品,被男性挑中的女性是市场中的“畅销货”,不能被挑中的就是市场中有瑕疵和缺陷的“残次品”。在这个挑选与被挑选的市场中,男性无疑是享有充分主动权和自由选择权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动和被挑选的客体,其畅销和滞销完全是由男性主体决定的。“剩女”这一话语无疑是“男人制造标准、女人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男权主义的确认。由此可见,我国的媒介话语权带有浓重的男性色彩,在以“剩女”为代表的女性话语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施加着男性的权力,使此类话语适合男性的需要,而这种男性掌控新闻话语主体地位的现状并没有随着女性新闻从业者越来越多而有所改变。

　　其次,“剩女”话语在我国大众文化中的炙手可热,无疑是迎合了被广泛接受的中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礼记》中就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传统的女性角色无非是“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是男人的附属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的个人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念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经济收入、较强的社会资本,她们对婚姻的需求不再单纯地为了经济和生育,更多的因情感慰藉和心灵沟通的需要,她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更加慎重和成熟,这成为越来越多大龄未婚女性出现的客观原因。现代女性突破了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并凭借自身的优秀拥有了可以与男性比肩的地位和实力,直接挑战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权威,打破了对男人终其一生的依赖。可惜社会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并未给予她们足够的认同和接纳。除此之外,随着优秀女性群体的不断扩大,给男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因此将这些威胁自己利益的女性群体“妖魔化”不仅成为掌控媒介话语权的主流男性的选择,还是很多深陷大男子主义泥沼难以自拔的“直男癌患者”热衷之事。

　　随着女权主义思想兴起,女人在选择配偶方面有了和男人同等的选择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早已远去,男女的双向选择要比男性的单向选择更复杂,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婚恋模式受到很大冲击,当代男性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女性的青睐,这就导致多数不愿付出努力又不愿放弃男权主义的男性希望用一些带有贬义色彩的言语,如“剩女”、“女汉子”、“白骨精”等来丑化女性,并希望通过传播和夸大这些话语的负面作用,告诫广大女性要安于自己的弱势地位、维护男性中心主义的地位,因此“剩女”必然要被塑造成一群非常值得人同情的“可怜虫”和被挑剩下的“残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