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值此，作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先知、时代发展的助推者，中国的学者需要怎样的“担当精神”？

　　学者的担当在于学术的求知。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中国学者的求知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自身专业领域知识与思想的探索，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面对当今中国的求知。学者所具备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能够敏锐地洞悉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运用手中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认知，对中国深度问题进行剖析。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僵化保守走向改革创新，在改革的喜悦与阵痛中，也沉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问题本身所具备的特殊性非域外学者所能理解，这就决定了问题的求解，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采用中国的思维与智慧。长期以来，学术领域内占据主流地位的多是西方的理论、概念，中国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相对式微。不可否认，这些舶来的理论对于开阔视野、刺激思想确有益处，但对于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尤其是身处转型期的中国似乎并不能完全切合。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去解读中国的问题，难免会有“水土不服”之嫌。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学术圈需要强有力的“中国声音”，而这一对“自我”进行认知和剖析的过程势必要由中国学者来完成。天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学者必须有所担当：透过现实的层层迷雾，去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成为民族无限的创新源泉和不竭的动力。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普通民众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国家决策层面对中国路径的构想。当然，在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探索之外，置身于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应有所延展，对寰宇世界同样也有所关怀，具有世界眼光，从更广阔的维度来审视中国与世界，做到所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求知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学者应当持有一种求真而友善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应具备的担当理性。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纷繁芜杂，唯有建立一种理性讨论的方式，才有触及问题症结的可能，才有找到对症下药良方的希望。

　　学者的担当在于道德的坚守。这份坚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商业化的社会中不受利益所诱惑，保持学者情操；二是在网络化的社会中不受浮名所左右，保持学术品质。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为上、人浮于事的乱象，学术的独立性和求真性受到严重侵蚀。从文章抄袭到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自身利益的贪婪，从沽名钓誉到拜金主义日渐泛滥，某些学者忘记了其最根本的志向，纠缠于各种名利是非之中，到处在为其自我利益张罗奔忙。所做之学问，极尽忽悠之能事，或应景或奉命，学者风骨全无，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学者所应有的斯文与高贵尽失，更勿论尊严与独立品格。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文人无德”的现象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精神底线，社会对学者道德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提出，学者应当把提高人类道德风尚作为其为社会领域服务的最终目标。费希特借用耶稣曾经嘱咐他的门徒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西方人说“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中国的学者也要做“社会的良心”“人类良知的守夜人”。而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独立自由，其本身就是品格操守的最高表现。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学者许纪霖曾撰文反思，当代知识分子“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今日之中国学者，不必学习王国维以生命捍卫思想奔放和学术自由的决绝，但也当学习王国维的学人风骨，一生从不写一篇媚俗文章，从不为“遵命”之作无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