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可约略分为两类：一类立足于揭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沉积的诸多弊症，诸如理论话语滞后、疏离创作实际、缺乏主体性及公共意识等，在此前提下，从理论策略及操作方法上制定各式脱困新生的批评方略；另一类专注于某一族群（目前主要有蒙古族、维吾尔族）文学批评发展变化的追踪描述，努力为族群批评史梳理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化轨迹。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论者大多谙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批评实践详情，同时具备透视现象的理论素养及学术视野，因而对批评弊象的指证，颇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效果，所出具的救治性批评方案，也不乏启示性和建设性。但这些研究在总体取向所分享的“批判∕重建”思路，即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优或劣、正途及歧途、“不应如何”与“应当怎样”的辨析，难免有以今束古之嫌，易落入非此即彼、厚今薄古的独断论窠臼。这其中对批评史的“理想化预设”，或许会放松对批评史“何以如此”的发生学探查，也可能会妨碍对批评史的公允评价和丰富性的体察。

　　历史化考察“理论旅行”轨迹 

　　如何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考察更加“历史化”？概念考掘显然是一个有效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考掘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若干核心概念，如“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审美”等，把它们还原到批评史聚讼论说的现场，查勘其繁复多变的意义图景及其寄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可以见微知著地管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发生的合理性、话语的多元性及脉络的复杂性，超离既有考察看似清晰明快、实则删繁就简的“批判与重建”模式。

　　这些概念从西方语境进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领域，是“欧风美雨”渗入“本土大地”的“理论旅行”过程，对其间“误读”现象的透视，将深刻认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借鉴及转化西方理论话语的轨迹。“误读”所包含的理论重构，哪怕是微末的努力，都是值得重视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理论创造，必须切实细致地予以呈现，不能像既往研究那样倾向于无视和一笔抹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多与主流文学批评共享，在两个批评话语场域中，概念语义既相似又相异。相似性反映出各民族文学批评“多元一体”的状态；相异之处则可视为某种独特的理论重构，从中可以察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