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北大博雅人文论坛演讲时说道：“中国文学自发端以来，直至今日，已经竖起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丰碑，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他指出：“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人类文明，成就是如此显著可见。”他谈到从《论语》、《孙子兵法》、到唐诗宋词，再到《红楼梦》和《西游记》，这些作品让世界逐渐认识了中国的文化，也启发了许多西方的文人。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老舍，“在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眼中，中国将脱离它的陌生性，它的怪异性，它那种鲜明的异域情调”。他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正是如此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流动、扩散的文化洋流中的重要一支。

　　勒克莱齐奥对老舍作了一番别出心裁的解读，中间当然不免有跨文化误读的成分——比如他认为老舍是他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但这其实是文化交流中的创造性误读常态，从另一方面倒是提示了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像盘旋曲折的隐秘河流一样，有时候浪花喧腾，有时候沉入暗涌，又在某个时刻突然喷出清新的泉流，即便细若游丝，也从来未曾断绝。

　　中国文学影响西方渐进的趋势

　　中国文学对于亚洲周边国家如越南、日本、韩国的影响自不待言，它们在各自独立为民族国家之前原先就属于中文文化圈。即以西方而言，张汉行曾经梳理过，在贺拉斯的诗中，中国是从树上剪下金羊毛的神秘国度；这种神秘在时间中绵延，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中国热”，形成18世纪的“浪漫汉学”。对中国的良好感情波及到伏尔泰、歌德、莱布尼茨，在柯尔律治、克洛岱尔、卡夫卡的笔下化为题材，在泰戈尔、罗素、圣琼佩斯、亨利·米硕直至聂鲁达的身上则化为访问中国的行动。但我们应该明白，他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自我的认知。前现代时期，中国的人文典籍传递给西方的是可汗的大陆、孔夫子的理想中华帝国形象，这是西方对于富庶强大东方的向往。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在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殖民文化表述中，中国逐渐成为进化论中的“停滞的帝国”，此际中国文学在选择性的传播中，成为西方文学中活跃文本的调味料和带有异域风情意味的元素。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在那些对中国充满兴趣甚至直接以中国为题材的现代作家那里，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或者博尔赫斯《长城与书》《漆手杖》那里，中国是个神秘而具有象征意味的所在，《道德经》、《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作品的译本提供给他们的是想象异域的门径。

　　这是一个渐进的趋势。从事东西文学交流研究的学者赵毅衡曾经将现代中西文化交流比喻为一个“单行道”，即在很大程度上，中西文学的交流是不平等的，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一直走在“以夷为师”、“以俄为师”以及“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基本上是西方单向度向中国输入各种文学流派、技巧、观念。随着全球性经贸往来、社会活动、资讯传播的增多与交通、媒介的发展，中国文学之于世界的影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尤其是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上的影响力权重也在提升。那条隐秘的河流经过短暂的遮蔽，重新开始波涛汹涌。当然，东方主义式想象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且扩及于大众文化之中，比如近期的好莱坞电影《灰姑娘》中还出现了中国元素——子虚乌有的福建来的美美公主。但无论效果如何，都说明中国文化与文学已经不容忽视乃至不由分说地进入到世界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