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原在河北深州，七七事变后，全家一分为二：爷爷和叔叔家留在故乡；奶奶和我们逃难到河南，随着父亲所工作的学校，从豫北的卫辉，辗转经过湖北的老河口、河南的南阳等地，最后到了豫西的禹州。从开始记事，我的儿童时代大部分是在禹州度过的，关于民国时代的生活回忆，也主要是在那里。

　　禹州在抗战时沦陷得晚，直到1944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才被他们侵占，那时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们只能盘踞在县城，而且不到一年就投降了，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光复”。由于禹州临近川、鄂、陕、晋诸省，自古就是中药材的集散地，再加上沦陷得晚，所以当时那里的经济出现过一阵畸形的“繁荣”，许多地方的商人集聚在那里，满大街都是药材店，我们当时所住的八士坊街的一座大院子里，就有“伟迪氏”和“永安公司”等三四家企业公司，全是从河北逃来的。学校也多，除了本地的禹中、禹师、钧台等中学外，还有从豫北临时迁来的汲中、汲师、汲职、豫北等中等学校。我的父亲因为出身于名牌高校——天津北洋大学，多年来一直讲授英文和数学，在当时的教育界有些威望，有时甚至在三个学校同时兼职，家里经常有同事和学生们来往，好像一个“沙龙”。当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经常听亲友们谈话，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当时的民国，也有一些强烈的感受。

　　首先的印象是战祸连结，国不成国。虽然禹州沦陷得晚，但是毕竟还是被日军占领过。当时，决心不为日本人干事的父亲，躲到尚未沦陷的乡下顺店那里去教书，无法携带家属，只好把母亲、姐姐和我留在城里，咫尺天涯，难得一见。偶尔回城一趟，还得躲着日本兵，三十多里的路程，骑毛驴要走很久，半天到不了家。我祖母的坟葬在县城东关外，逢年过节，我和母亲给祖母上坟时，总能看到城墙边，膏药旗下，在那里站岗的几个日本兵，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而过往的中国人则要小心地向他们弯腰行礼，非常紧张而又恐慌的样子。还有一些行人不知什么原因，在那里被罚站，不准通行。那些年，不论抗战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禹州总是靠近前线，敌机常来轰炸，死伤过不少人。老百姓时时感受到枪声盈耳，弹雨淋头，因而担惊受怕，寝食难安。每当听见飞机的轰鸣，或枪炮子弹的声音，大家都会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我们常常钻到铺着棉被褥子的床下或桌子底下。特别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与解放军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屠杀了不少无辜百姓。1948年初的一个夜里，杀人如麻的伪县长黄汝璋，竟然冒充解放军进城，诱骗群众到南大街观音堂那里去“分大米、白面”，到“三德合”（一家著名点心铺）去“分点心”，将受骗群众四十多人绑到城北当场活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却被一些地主恶霸赞美喝彩。记得我们院的那位叫“郭老九”的房东，曾经意含讽刺，故意拖着长声说：“三德合的点心，老甜啊！”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