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学术专长,以期有裨于当下,是读书人大多依循的路径。

　　1931年9月18日,沈阳一声枪响,民族危机陡然加剧。在北平各界著名人士的一次聚会上,傅斯年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命题,号召知识分子们反躬自问,探索救国救民之佳策良方。

　　4天后,蒋廷黻就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回应了傅氏的呼吁。22日晚,蒋氏在清华大学礼堂,主讲《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在梳理日本侵华之来龙去脉后,指出若想解决东北问题,治标之法在于“(1)唤起国际同情,无大效果；(2)宣战必败；(3)排货运动,惟一办法”。至于治本之法,蒋氏认定“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

　　事变发生四月后,蒋廷黻原在南开的老同事傅恩龄,应校长张伯苓之命,编撰成长达数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作为教材供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名为地理教本,但书中内容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行政交通、资源矿产、工业商业、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南满铁路公司及周边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局势等诸多方面,资料丰赡,条目明晰,对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形的介绍非常全面。正基于对资料、数据、舆情的充分搜集与占有,故教本中所得出的观点令人信服。如结论部分,编者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消极与积极两套方案,战略眼光可谓长远,同时着手之处又非常务实,可见其考虑之周全。文末编者更是强调:“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应由吾人负之。简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这一段饱含爱国热忱的有温度的文字,可谓点出了东北问题症结之所在。

　　除却教材,学者们还纷纷撰写学术著作,以证明自古以来东北乃中国之疆土,驳斥日本之歪理邪说。傅斯年召集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四位彼时顶尖的历史学者,联手撰写《东北史纲》。在卷首语中,他们道尽写作的两大初衷:“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再者,“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二动机也”。可见基于学术专长,以期有裨于当下,是读书人大多依循的路径。

　　当然,作为有良知的学者,内心总免不了有些“忍不住的关怀”,于是手中之笔便飞出书斋,在报刊上挥洒思绪。《独立评论》及《大公报》成为他们唤起国魂抵抗侵略的主战场。面对日寇在东北任意肆虐甚至扶植傀儡的暴行,胡适建议政府立即调整对日方针,“现在满洲伪国的招牌已撑起来了,日本军阀和浪人已在那伪国的影子底下实行统治满洲了”,“此时若再不确立对日外交的方针,若再不肯积极谋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将来只有于我更不利的情势”。较之乃师儒雅冷静的文风,傅斯年的笔锋则满是毫不客气的火药味。针对当时全国上下仍沉醉在“醉生梦死”的苟安状态中,傅对现实进行了无情揭露:“我们且看看所谓北平社会:一群群军阀官僚、学阀学棍、土棍地痞、无赖青年男女摩登,花他们抢来摸来要来的钱住着。一个个的根本没有办法徒耗国家钱财的大学设着。一排排的开扎彩铺主义的学术机关放着。一户户的与掘坟的土匪外国的奸商合作的古董铺子开着。一队队的醉生梦死的人们在享乐着,无限的穷苦人在大杂院中坐地待死着。试看自北海公园到先农坛,哪里有国难的气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哪里有忧国的声息?听听人们的谈吐,哪一个想到东北的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