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论如何，涛文并没有对李文的中心思想——“研究学术务必是学术界的中心任务”，做出有力的反驳或消解，而不断地做过度的、扭曲性的诠释则必然流于语词之争，瓦解这一讨论的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4日刊登了李涛的《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的提出》（以下简称“涛文”）一文，这是针对李醒民的《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1日，以下简称“李文”）一文的再批评和对李涛个人观点的重复解释。但笔者认为这种批评和解释了无新意。

　　研究学术是学者的中心任务

　　李文的思想主旨简单明了，即当前的学术界过多受到外界干扰而滋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通过回归学术这一中心任务，来保证学术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从而达到科研强国的目的。这是一个学者质朴的态度，也符合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精神。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在具体实施中还进一步要求：“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从而“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可见李文只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为教育改革提出有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李文的“中心”是指中心任务或基本责任。学者要做学术，正如士兵要打仗、学生要学习一样，是极其朴素的道理。原因无需再言，如果不这样，则社会分工就会陷入混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矛盾重重。这与社会思潮和语言分析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是如何采取措施以达到最好效果的问题。因而李文提出了八条建议，可见李文是思路清晰而且有行动力的。这八条建议是否能取得良好成效，大家可以根据事实进行分析批评，但讨论的结果一定还须回到措施与办法中来。否则只做分析不提措施，那么现实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思想混乱，只会使这种讨论十分空洞与荒唐。

　　当然如果认为“李醒民之问”不够恰当，可以进行合理质疑。正如涛文一开始所言：“如果仅仅依据‘存在利益链’和‘学术评价腐败’这两项因素，就简单臆断出‘当前学界已经以权力为中心和导向了’的论断则是笔者难以接受的。因为得出该定性结论的方法是不严谨的，学界以‘权力’为中心和导向的论断至少缺乏多项共识性学术指标实证检验的科学论证。”按照一般的行文逻辑，涛文既然指认李文缺少科学论证，那么就应当提供一些比较充分的科学论证，来说明其偏颇之处。但奇怪的是，下文再无提到什么“实证检验的科学论证”，那么笔者要问李涛，指责对方的说法没有根据的根据在哪里？

　　对中心的扭曲性解释不利于端正学风

　　涛文不仅没有对李文的前提做出有证据的否定，也没有对李文的措施做出有条理的批评，而是围绕“中心”这一语词向外无限阐发，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到逻辑学，从本质主义到现象学到实证主义，从语言学到文本学到后现代主义……无数的专业术语令人眼花缭乱，广阔的学科背景也令人对其学识心生敬意。笔者不禁疑惑：涛文和李文是在同一个语境中讨论共同的问题吗？

　　首先，李文提供的是实践方案，而涛文在做概念分析。李涛称：“笔者同意本体层面上的学界学术本体（中心）论，但并不满足于在这样一种无法增添新内涵与意义的先天分析判断论证链中循环。”何谓“学界学术本体（中心）论”？以学术为中心如何成为“先天分析判断”？本体论是自古希腊以来研究“是之所以为是”的学问，加强学术研究怎么成了研究“是者”的问题？“钻研学术是学界的中心任务”的说法，与《纲要》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是否《纲要》的论述也是“先天分析判断”，岂不荒谬。

　　其次，李文针对现阶段国内的一些特殊问题，而涛文谈天论地无有所指。他称：“抵制不当的权力对学界非法侵蚀的方法……必须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学术方法论的层面上。”然后涛文下面并没有谈到任何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而是出人意料地指出：“对这个方法论层面上的学术命题解答就需要分解为以下系列追问：学术的载体究竟应该是书写中心还是言说中心？学术旨趣应该是本质中心还是现象中心？……”这些问题可以向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的任何学者提出，当然答案也是五花八门。

　　再次，李文强调从根本上端正学风提高质量，而涛文舍本逐末扭曲意义。涛文在玩“中心”秀，两千余字的文章中提到“中心”一词就多达39次，但试问有哪一个与学术界的“中心任务”或“基本责任”对等？直到最后一个小节仍然是“‘学术呈现格式’问题”，学术成果以何种方式呈现与加强学术创新遏制学术腐败有何必然联系？如果有，作者何曾做出过论证？

　　无论如何，涛文并没有对李文的中心思想——“研究学术务必是学术界的中心任务”，做出有力的反驳或消解，而不断地做过度的、扭曲性的诠释则必然流于语词之争，瓦解这一讨论的实践意义。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写道：“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两位大师的话均明辨通达、相得益彰。今日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不能无视先辈们的告诫。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