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 On the 9.9 Purge Destroyed Kunming's Progressive Journalism

　　【作者简介】王勇，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昆明　650050）。

　　【内容提要】“九·九整肃”是云南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一次重大行动，昆明的进步新闻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蒋介石集团对昆明进步新闻媒体威胁其“反共复兴”基地计划极其恐惧和仇视，卢汉对蒋介石集团的妥协，以及筹划起义、控制新闻舆论的需要，是昆明的进步新闻事业成为“整肃”重点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九·九整肃 进步新闻事业 蒋介石集团 卢汉 云南起义

　　一

　　“九·九整肃”是云南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昆明镇压民主运动，大肆逮捕和疯狂迫害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进步新闻工作者、工人、学生而轰动全国的一件大事。“九·九整肃”的范围非常广，上至云南省政府、省参议会，下至昆明的报馆、电台、学校、工厂、企业，甚至市民中的进步人士也被包括在内。而其中昆明市的新闻媒体是“整肃”的重点之一，除国民党的两家党报外，昆明的报刊、广播电台全部被查封，昆明新闻界三百多人被逮捕关押，昆明的进步新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九·九整肃”对昆明进步新闻事业的摧残具体包括：

　　（一）疯狂查封报馆、电台

　　1949年9月9日晚，按照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秘密成立的“整肃”机构即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国民党宪兵、武装警察，在特务的指派和带领下分三部分执行逮捕和查封报馆、电台、学校等“整肃”任务，其中一部分查封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一部分查封各广播电台。[1]昆明市各日报、晚报和周刊，当时除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昆明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机关报《平民日报》外，其余一律被查封。《朝报》因社长王公弢系文化特务，与军统有密切联系，原本不在查封之列，但为掩人耳目，以方便王公弢以后更好地工作，当晚临时决定查封。广播电台被查封的有正义之声广播电台、大观广播电台，以及另外两家私营电台。[2]疯狂的查封几乎一夜之间将昆明市繁荣的进步新闻事业“一网打尽”。

　　（二）残酷迫害新闻工作者

　　国民党特务、宪兵和警察在查封报馆、电台的同时，大肆逮捕报馆、电台工作人员。“整肃”总指挥毛人凤原本决定只逮捕报馆主任以上的负责人，并且曾事先开列好了名单，填好了逮捕令，“但在执行中，毛人凤又下令：不分职位高低，一律逮捕，所以被查封的报馆，除留几人负责清点物资及会同搜查外，其余一律被捕。如逮捕令上有名，而本人不在报馆的，就到宿舍或家中去抓。被捕的有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主笔、采访主任、编辑主任、记者、职员、排字和印刷工人、学徒工等共三百余人。……报馆工作人员除少数走脱外，其余不分清红皂白，均遭逮捕。”[3]

　　其中《观察报》、《正义报》两报因有比较完备的印刷厂，工人较多，且正在夜里做检排印刷工作，因此被捕职工最多。《观察报》社长李耀廷、采访主任许建初、副主任闪金辉、采访员孙岳、收音员黎鸿爪、经理朱琨、营业员苏汝锡、资料员苏维乾等大大小小职工75人被捕；《正义报》包括总编辑何锡科在内的职工也有70多人被捕；[4]《云南日报》被捕的人数也较多，《云南日报》印刷厂“因为该厂厂长薛琨，既是军统特务，又是刑警大队队员，工作人员平时只要说过一句不满现实的话，他都列入黑名单，对他有恶感的，也趁机报复，故这个厂被捕的人数达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5]除《朝报》当时只查封，不捕人，因此被逮捕的人较少，只有社长王公弢、总编辑许法新几天后被捕外，其他各报职工大多被捕，“每一报馆的编辑、校对、排字工、印刷工和学徒都一起被抓了起来。”[6]如《复兴晚报》社长张乃燕、总编辑徐季濂、编辑徐世铭等，《大观晚报》社长肖珍、记者罗琅等都被逮捕入狱。

　　由于被捕人数过多，监狱人满为患，条件极其恶劣，被捕的新闻工作者在狱中，生活上受到剥削和勒索，身体受到虐待和摧残，有的受到严刑拷打，有的差点病死狱中，甚至有的新闻工作者的家属在狱外也受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7]

　　（三）悍然解散新闻工作者团体

　　在“整肃”中，国民党政府不但查封报馆、电台，逮捕新闻工作者，而且悍然宣布解散昆明市记者公会和外勤记者联谊会等新闻工作者群众团体。之后，国民党政府除决定对昆明市记者公会另行“依法组织”外，还蛮横决定外勤记者联谊会“不准组织”。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决定：“新闻从业人员，限期申请登记并须请保具结，对于服务时之言论行为，不得违反国策，否则轻则取消资格，重则依法从严惩处。”[8]国民党政府从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对昆明新闻工作者的严密控制和对新闻言论自由的严酷箝制。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大后方和我国对外联系通道，一大批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军队和人员迁来昆明，昆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空前重要。伴随着国内一批著名大报迁来昆明，以及一批新报刊在抗日浪潮中创办，昆明的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先后出现的报刊达60多种，昆明成为我国重要的新闻宣传、文化传播中心。抗战胜利后，虽然昆明的报刊略有减少，但报刊数量、种类之多仍然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特别是受抗战时期云南人民民主爱国运动和全国形势的影响，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和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的支持下，加之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可资利用，昆明的进步新闻事业非常发达。昆明的进步报刊电台之多，昆明进步媒体的言论之进步之大胆，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昆明被誉为“民主堡垒”，“民主圣地”，应该说昆明的进步新闻事业也功不可没。然而，“九·九整肃”疯狂查封报馆、电台，逮捕、关押进步新闻工作者，使昆明的进步新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损失殆尽，陷入了历史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