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斯蒂芬·麦克道威尔，美 王贵斌，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斯蒂芬·麦克道威尔，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既往研究大都以媒介情境为出发点，考察信息对集合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引入社会传统，试图分析相同的媒介情境和不同的集合行为表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增长了虚拟网络的链接，加速了社会力量的整合；社交媒体上的集合行为，在不同的国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反映出社会传统的重要性。本研究在回顾集合行为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以媒介情境和社会传统为分析工具，对社交媒体时代的集合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将私人传播转变为公共传播。在相关信息传播中，社交网络将人际传播情境扩展至大众传播情境，形成新的媒介冲突情境；通过情感性交流，私人信息被公共化；通过连接集体行动，强大的社会压力被构成；在集合行为的扩散中，社会传统成为集合行为后果的发动机，越保守的社会制度，社会破坏就越严重。

　　【关 键 词】媒介情境；集合行为；社会传统；社交媒体

　　阿拉伯之春的出现，绝非孤立的事件。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几乎都成功地瓦解了传统政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改变，民众并不买账。皮尤的一项调查显示，埃及民众对现有政府的不满已经回到骚乱前的水平了①。回顾阿拉伯地区的社会变革，社会事件成为引爆公众情绪的导火索。看起来很偶然的社会小事件，却带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这正好印证了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科技的威力无远弗届，并且在信息扩散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警惕唯科技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社交媒体虽然风靡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但因此带来的集合行为，后果却是极其不同。

　　一、社交媒体的革命性

　　社交媒体是信息传播科技的一个重要创举。社交媒体指的是网络使用者在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网络中生产、分享、交换信息和思想的交互行为，其技术基础是web2.0的互动，其思想基础是使用者生产内容。②社交媒体在信息质量③、到达率、可用性、直接性和持久性④方面都超越了传统媒体。相对于传统的信息生产和流通秩序而言，社交媒体的信息生产和流通，强化了使用者的主动权。传统媒介的生产，大都是专业媒介机构的工作，它们掌握着信息的采集和加工。社交媒体开创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守门人的新时代，传统的社会信息管理秩序也面临极大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秩序已经被彻底重构。

　　在重构的信息生产和流通秩序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大大不同于往昔。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构建自己的交流圈，主要目的有三：实现社会声望、寻找工作机会和赚取收益⑤。这三个目标，在全球任何一个社交网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可以被称为是社交网络的基本目标。不同的是，在有些国家，社交媒体的使用，变成了积聚社会力量的工具。阿拉伯地区的骚乱和最后的政权更迭，就是社交媒体积聚社会力量产生的强大后果。这也就是说，同样的媒介情境，并不一定制造了相同的社会趋向。在讨论社交媒体对人造成的后果时，不能单纯就社交媒体进行考量，而应该载入一些其他变量。因此不仅要分析媒介情境，而且要考察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传统不同的结果，本文的目标是引入这两个变量，试图解释社交媒体在不同国家的影响。

　　二、分析工具

　　1.媒介情境

　　本文所言媒介情境是基于麦克卢汉和梅洛维茨的媒介观念。媒介情境指的是通过媒介接触，使用者感受到的生活环境。媒介塑造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媒介功能的应有之义。不同的媒介给使用者带来不同的体验，而习惯于某一稳定媒介情境的人，在遇到不同情境时，就会出现迷失和错乱。这个概念最初的提出者是梅洛维茨，它的基础有三：即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和高夫曼的社会情境论。麦克卢汉(1976)指出，每种媒介都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媒介通过并按摩了人的中枢神经。鉴于这种效果是可以累积的⑥，媒介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不同媒介作用于人们的感知系统的方式不一样，会生产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譬如，报刊和书籍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当人们有了报刊阅读习惯时，严谨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就形成了。广播是主要刺激人的听觉系统，不需要识字能力，广播使传统的价值迅速消褪，造成了非理性思维的活跃。在麦克卢汉生活的年代，多媒体尚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不难理解，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的媒介，不断地交互，其作用于人的结果，最大的影响力不在于媒介内容的陈词滥调，而在于媒介形式开创了人的生活新方式。套用麦克卢汉的观点，就是创造了人类生活的新经验。

　　既然媒介形式如此重要，媒介形式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重组。梅洛维茨观念的另一个来源是英尼斯的媒介偏倚理论。英尼斯认为，媒介类型造成了媒介偏倚的不同趋向。因为不同媒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表现不同，帝国秩序的存废也有了空间感⑦。梅洛维茨继续了英尼斯的观念，他认为(1985)，比起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其中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令人瞩目，因为它能更有效地重新组织社会环境和削弱自然环境及物质“场所”间一贯密切的联系⑧。梅洛维茨认为，在组织社会环境方面，媒介成就了空间。不同的媒介空间联系着人们的行动。人们的行动之所以独特，是因为特定媒介的独特性。对广播的媒介情境，梅洛维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解释。在其指认的广播媒介情境基础上，我们得以通过历史资料去推论报刊的媒介情境。同样，我们对普遍使用的媒介现状，也可以进行分析。而对于新媒体的媒介情境，目前为止尚未达成独特和精髓的看法，它是社会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五大趋势之一⑨。梅洛维茨在吸收了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将媒介创造的生活方式，纳入社会交往的结构中，从结构与功能论的观念出发，指出了媒介的社会影响。

　　媒介情境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性要素，与之相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的。在平面媒介时代，人们可以体验的媒介情境相对单一，也即是，社会个体的生活比较稳定。电子媒介时代到来后，人们遇到多种传播情境，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会发现社会秩序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很容易产生出“社会正在堕落”的观念。同样的道理，习惯于大众传播的个体，在新媒体的人际交流中，就容易产生恐惧。人们总是无法保持高度协调的比例，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媒介情境。大部分情况下，社会人必然要面对的是，情境的分离和重组。梅洛维茨指出，不同情境的重叠或混淆会引起行为的错乱，因此，真正不同的行为需要对应着不同的情境。重要的是，在web2.0中形成的社会网络，看起来虽然易碎，却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像Facebook和YouTube，逐渐地蚕食着传统媒体的权威。美国人通过Facebook或者YouTube，张贴自己选择的信息，满足了个体传播社会新闻和政治新闻的需要，正在改变人们的集体记忆。⑩

　　2.社会传统

　　如果媒介情境的解释力是足够的，那么，我们就有信心通过媒介情境去分析集合行为。我们注意到，此理论从媒介的结构出发，发现了多重情境的社会影响。但是，把社会行为归结为由媒介所创造，有些过分乐观。因为，如果媒介情境的解释力足够，那就意味着接触了同样媒介的人们，会在日常活动中显示出一样的行为来。同样，接触了大众传播情境，加入人际传播，人们的反应也应该一样。如此就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囹圄了。

　　就社会历史的进展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不尽然。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都与技术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历史的撰写方法，是以技术为标志的，很容易让人们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社会的进展，都源于技术的创造。诚然，工具和技术的发明，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极为关键，但是社会历史习惯对工具和技术的效果形成也具有加速或阻滞的作用。比如，古代的驿政或者驿站制度是个很好的创造。无论是在古罗马时期，还是中国的汉唐及以前，对驿站都相当重视。历史学家认为，“在从北部海岸到意大利南部的罗马之路(Roman Long Road)上，每隔30公里就有一个类似的驿站”(11)。驿站的设立，不仅是为战时之需，更重要的是联系百姓出行。正因为这种做法，才有了“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反观中国的驿站，就少了为百姓服务的功能。它们通常只是为了传递情报，或者在信件、情报到达以后，为情报员提供休息或者马匹更换。同样的创新，不同的结果。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必然混合着社会的逻辑。之所以在中国驿站功能单一，与中国早期的通信历史有关系。中国社会通常把驿站制度，表述为邮驿制度。“邮”字，语出《孟子·公孙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里所谓的“邮”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传送情报，更核心的业务是传送政令。从春秋、左传等书，可知当时通信之方式有三种：一是“传”，为车递；二是“邮”，为步递；三是“驿”，为马递，综称“传遽”，后因车递费用太大，渐不使用，只剩步递及马递，故改称为“邮驿”站。汉朝许慎著作《说文解字》指出：“邮者，境上传书舍也”，“邮”即是传送命令之站，古设“驿站”及“邮亭”。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邮驿制度，基本上只是官方专享的，它排除了民间用途。这大概可以说，“并非条条道路通长安”吧。

　　显然，看起来一样的事物，在服务对象和内容上却有很大差异。这就不得不说到社会传统的差异，社会传统的差异不是社会制度问题。在过去，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中世纪在制度层面有着比较广泛的相似性，但相似的制度之下，对待科技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个广为大家引用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中国我们把它变成了娱乐手段，在西方却成为社会转型和开启民智的车轮，这里的差异，其实就是社会传统的差异。古希腊时期，就有着辩论和公开演讲的说法。希腊的城邦制，加强了君主统治的开明。再想想古罗马的《每日纪闻》，这份古代报纸是凯撒大帝与元老院长老对抗的工具之一。当信息被扩散出去，社会意见就会形成压力。反观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平民阶层，统治者试图将信息局限在某些空间内。国王或皇帝，要么就是控制一切，要么就是受皇室大臣和外戚控制。这样的传统，对媒介创造的情境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西方备受震动的事件，在中国也许什么影响都没有。

　　所以，媒介情境的解释力，需要一个新的参照指标，以便更好地解释媒介影响，这个指标体系就是社会传统。事实上，梅洛维茨的媒介理论在作者自己看来，也是有必要修正的，他在《全球本土化的崛起》一文中，指出了虽然我们越来越全球化，但事实上我们的经验都是在地性的(12)。在地性经验离不开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传统所扮演的作用，帕特南在《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了意大利民主的南北差异。虽然有批评家指出帕特南未能准确地描述意大利南方曾经是殖民地的历史(13)，但该书仍然证明了社会传统扮演着关键角色(14)。除了政治学研究的进展外，经济学、诸如制度变迁的研究也证明了社会传统的价值。制度变迁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诺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的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15)。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效，取决于社会传统和人们的对技术创新的期望。社会传统既有可能保障制度的存在，也有可能构成威胁。在社会传统与技术创新的方向一致时，就会大大推动科技创新；相反，就会形成阻碍。社会传统是维持社会连续性的工具，一个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传统力量的强弱，因为制度能不能推行，关键要看社会传统有没有转移方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