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数据正在催生技术变革,重构新一代互联网。新一代互联网不再以信息共享、交流互动为主旨,取而代之的是数据收集、分析和整合。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长期存在议程设置,导致涉华报道中真实与偏见的共存,大数据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媒体在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分析方面,具有无上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来自于媒体长期积累的人才优势,而且来自于媒体对各类话题的稔知。中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争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据,反制西方媒体的倾向性报道。
关键词:大数据;西方主流媒体;议程设置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高金萍(1970—),女,山东莱芜人,北京语言大学新闻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闻理论,比较新闻学。
【内容提要】大数据正在催生技术变革,重构新一代互联网。新一代互联网不再以信息共享、交流互动为主旨,取而代之的是数据收集、分析和整合。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长期存在议程设置,导致涉华报道中真实与偏见的共存,大数据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媒体在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分析方面,具有无上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来自于媒体长期积累的人才优势,而且来自于媒体对各类话题的稔知。中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争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据,反制西方媒体的倾向性报道。
【关 键 词】大数据;西方主流媒体;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4)02—0131—04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中,大数据(Big Data)是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的方法。①目前一般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用现有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20世纪以来,大数据正在催生技术变革,重新构造新一代互联网。新一代互联网不再以信息共享、交流互动为主旨,取而代之的是数据收集、分析和整合。数据的竞争,将成为推动社会民主、引领社会变革、加速媒体创新的利器。正如美国管理学家爱德华·戴明所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②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因袭刻板成见,侧重中国的负面消息以及与西方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制度,丑化、矮化中国国家形象。大数据将对西方主流媒体议程设置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对外宣传将如何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的西方媒体涉华报道?
一 涉华报道议程设置的突显:真实与偏见
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公众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③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随后30年中,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麦库姆斯等议程设置理论研究者开始转向思考:究竟是谁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④这一关注重心的转移,把这一理论放到了社会大环境中,超越了经验主义研究的方法范畴。
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前,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重点是政治问题、人权问题、新闻自由问题,其次才是经济发展。总的来看,加入世贸之前,涉华报道的倾向是负面为主的。
2001年以后,经济贸易开始攀升至涉华报道的首位,涉华报道中开始出现正面与负面报道交相并陈的态势。负面报道开始转向中国频繁爆发的各类灾害和危机事件,如藏人自焚、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国人素质问题等等。近年来正面和客观报道逐年缓慢增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等国际性事件,赢得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赞誉;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天河一号巨型计算机等)、人文艺术领域的成就,也获得了西方媒体的认可。
在国际报道中,“利益关系第一,意识形态第二”是颠扑不破的原则,左右着涉华报道的选题确定、事实筛选、报道角度和报道倾向。
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真实与偏见共存,正面与负面并举。究其原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客观的报道、中立的立场”。这里的客观报道强调的是一种报道手法,而立场中立则强调价值判断。这是西方媒体报道认可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成就的内在原因。然而,价值判断总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报道者的意识形态、媒体的商业追求、媒体文化的差异、西方“他塑”呈现,干扰着报道者的客观报道倾向,由此导致了涉华报道中的偏见。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异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差异。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强调唯物史观,而后者秉持唯心史观。西方文化具有一种普世情结,认为西方的传统、思想、制度和信念是普遍有效的,是人类实现自我肯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历史范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同质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会先后进入现代的人类文明社会。非西方社会为了进步、为了走进现代化社会,必须无条件接受西方先有的制度与思想,无条件地模仿、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所谓先进做法,彻底去本土化。基于这些认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是评价现代化与否的唯一尺度与标准。凡是与西方相异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只要非“我”族类,必是谬种。坚持这样一种判断标准,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媒体眼中“一个在全球浪荡的年轻的街头小混混,想要砸碎他没有参与建设过的一切国际秩序”。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