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梓轩，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北京　100044）；刘春阳，日本东京富士国际语学院2013级进修生（173—0004）。

　　【内容提要】电视选秀类节目是大众文化的构成部分，而《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令大众文化对转型期的中国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意义。本研究通过对该节目的深度剖析，系统论述评审机制的专业性使歌者实现的跃层、评审者与参赛者的专业性对本真文化的坚守，以及电视制作者的专业性对个体价值的传达，以此为参照，反观主体性从中国前现代传统中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及民众对主体性的解放所存有的共识与期盼。

　　【关 键 词】中国好声音；工具理性；个体主义；节目模式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电视选秀类节目自走进中国大众的视野以来，掀起过收视热潮，也经历过发展瓶颈。2012年7月，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自此连续三年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电视选秀类节目无疑是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好声音》也不例外。尽管对于这一节目，有着诸多可以从大众文化的批判角度去审视之处，然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对于转型中国而言，这一节目中也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

　　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开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代代承袭着儒释道融合文化基因的古代中国，开始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反思传统。其中，在民族危亡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出的除旧布新的呐喊，“文革”动乱后与改革开放并肩而来的思想解放大潮，被视为中国启蒙的重重构成，中国开始经济形态、政治体制、文化观念上的一系列现代化探索。然而直到今天，中国仍身处转型之中、行进于现代化的路途上。

　　回头来看“好声音”，为何在美国版的“好声音”中，导师盲选环节只有两期，而在中国版的“好声音”中这一环节却足足有六期并广受赞誉？在节目中，小众音乐在大众流行音乐面前是否还有着对自己本真特质的保留？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众多人参与不同电视台轮番举行的各种选秀、在电视上通过各种才艺展示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不断涌现出的、在舞台上宣誓“无论如何我都会坚持唱下去”的这种时代精神气质，又是如何被电视媒体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传递出个体价值的无限光芒？

　　通过对前述三组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将会发现，《中国好声音》为我们反观主体性从中国前现代传统中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及民众对主体性的解放所存有的共识与期盼，提供了清晰的参考。

　　一、工具理性：科层制下歌者实现跃层

　　与美国版的“好声音”只将导师盲选环节的播出压缩在两期相比，《中国好声音》的盲选环节足足播出六期，占到全部节目的一半左右。“背对歌手，转动椅子，争抢学徒——《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被普遍认为是节目模式的胜利。日前崔永元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看法，认为这不过是‘蒙对了’”[1]，然而，究竟真的是制作方偶然性地“蒙对了”，还是这种模式必然性地契合或引领了中国当下某种广泛存在的诉求？

　　（一）专家盲听规则公平

　　《中国好声音》的全部赛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导师盲选，导师组内选拔，总决赛。其中，导师盲选环节广受观众赞誉。与以往选秀节目相比，该节目在播放之初即吸引大量观众之处在于——由四位在华人音乐领域具有专业代表性的音乐人作为评审者，评审者与选手在赛前被制作方相互隔绝开来，开始进行节目录制后，评审者背对舞台坐在转椅上，每位选手依次在其背后的舞台上歌唱，当评审者通过声音讯息，判断出选手可以成为自己的学生后，拍下座椅按钮转动座椅，此时评审者方可转身面对选手，如果四位评审者均未转身，该选手落选，若有一位以上评审者转身，该选手可从中选择一位作为导师。

　　尽管音乐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对其的鉴赏上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喜好与理解，但是专家盲听，作为一个针对选手的选拔机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使得主体性获得解放的很重要的机制——工具理性。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工具理性的精髓，是管理者的角色专业化、专家化，以及管理的形式合理性、在公务的执行上拥有普遍主义的精神。“管理越是专门化，管理本身就越非个人化，使公务的执行越不受爱憎及各种纯粹个人的、尤其是非理性的和无法预知的情感因素的影响”[2]。

　　从这一点上来说，因这样一种盲听方式，评审者原则上无法获取选手的背景、长相、动作等各种非声音信息，声音，成为是否入选的判断标准，这一选拔形式，使得程序与标准对人人都一样，评审者作为专家，根据其职责，管理着处于相同地位中的每一个选手。而反观以往的选秀节目，选手的长相与声音同时出现在评审面前、选手的故事与舞台的呈现混杂着影响评审的判断，这正是一种传统的管理方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以情感因素作为为对象开脱的理由，是非理性化管理的一种表现。”[3]因此，以光头造型示人、低吟浅唱着爵士风格歌曲的王韵壹，在台北街头卖唱、眼睛看不到光芒的张玉霞，都是听说专家盲听模式的设置，才决定第一次参加电视选秀。

　　在整个盲听模式中，导师的座椅是实现上述管理形态的重要载体。它确保导师坐在椅子上不戴耳机、背对学员，却能有最好的收听效果。《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介绍：“椅子的核心组件是安装在椅子下面的马达，负责精确转动，并带有减震功能。后台有锁定装置控制，确保只在按下按钮的时候椅子才旋转。平时还要经常调试。”[4]

　　《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为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该公司此前有着制作运营《中国达人秀》的经验，因此，在制作《中国好声音》时，制作方在导师转身过后对选手的各类具有命运感的故事的展示，让一档由专业乐手表演的音乐节目，依然可以在最广大范围内吸引中国受众、令电视机前的人们潸然泪下。但是，在评审者与选手面对面之前、在泪水或欢笑随故事纷飞之前，选拔过程已经由转椅环节完成。

　　百度《中国好声音》贴吧中的网民，甚至将《中国好声音》赞誉为“有着神一样的开头”的，引起他们触动的，正是每季节目最开始的转椅环节。采用技术性手段的理性化过程，建立起合理性的结构与秩序，比起传统型的“人治”方式来，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在一些已经熟悉了标准明晰、规则平等、选拔公正的社会群体中，盲选环节的吸睛度的确并不高，而在中国却取得了相反的、热烈的反响，正如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在其知名栏目《你好，明天》中的评述：在担心潜规则盛行、阶层流动固化的当下，“好声音”透出国人对真实、透明和纯粹的渴望。

　　（二）乐队/音响技术精密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乐队与音响高度精密的技术，保证了不同风格音乐的可靠呈现，成为令不同选手的声音信息可以有效传达到评委与观众的重要渠道。

　　《中国好声音》的乐队总监，是有中国第一贝司手之称的零点乐队贝司手王笑冬。一些其他演出或比赛，有的放伴奏带，有的为了保证收声效果而刻意压低现场效果[5]，但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所有的演唱都是乐队现场伴奏。因为节目中出现了大量不同的音乐风格与形式，如果乐队没有良好的默契和音乐素养，现场效果不仅难以保证，也会为选手发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乐队的技术水平，为歌手在比赛时的稳定发挥提供了保障。同样，乐队伴奏也像一个标杆，考验选手与乐队的配合能力，这对于一个优秀的乐手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中国好声音》是灿星制作公司购买的荷兰节目模式《The Voice》的中国版。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介绍，为保证专业性，中国版的“好声音”，其乐队的规模甚至超过原版，不仅如此，该节目的音响系统的配置也超过原版，仅音响部分的花费就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比电视台做一场跨年演唱会的经费还要多。而在人员方面，由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担任该节目的音响总监。

　　正是在这样的专业音响环境的保障下，不同音乐类型的声音才得以被清楚听到、被有效辨识。以参赛选手王韵壹为例，其歌唱爵士风格的音乐时，音量极低，而在一般的类似情境的现场演唱中，这样低的音量是几乎不太能够被有效听到的，而节目现场技术精密的传声系统，不仅使得王韵壹的声音被听到，而且使其声音的各个细小层次都被灵敏地收录并传播，评委才得以感受到她在歌唱过程中细腻的信息传达。

　　在未有如此精密而严谨的制作环境中走出的选秀歌手张靓颖，在看过《中国好声音》后，于自己的微博上发帖说道：“终于有可以让选手放心表现的音响了。……中国从不缺好声音，缺的是好平台，好环境。真心期待更多好声音被发现！”在这里，所谓的“好平台”、“好环境”，也许，正是《中国好声音》建立在专业性上的重重技术保障。参赛选手在这样一种科层制的形式合理性下，有效地凭借专长实现跃层，这触动着现实中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正、有效的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亲眼看到了理性对于主体性的解放，其意义何在。

　　二、反抗单一：专业力量成就多元类型

　　现代性的悖论，是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单向度与趋同性，使得主体性再次丧失。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们，即对现代社会将文化艺术也纳入工业生产并使其形成单一化与模式化、对接收者实现单向度改造等负面功能，多有批判。在《中国好声音》中，不仅导师是中国具有专业代表性的音乐人，选手也“必须来源于唱片公司推荐、音乐人推荐、网站推荐”[6]，包括盲选环节对于选手的评判权也全部交由专业人士而非海选投票——在节目生产者那里，他们甚至将自己的节目定位为“反选秀”。因此，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好声音》这一大众文化基调的产品中彰显。而正是由于专业主义精神的注入，一股反抗同质化的话语较为明显地在节目中呈现，启蒙的力量在有限的空间中散发出光芒——以音乐为载体进行的对主体性的解放、对单一性的反抗，既来自于小众音乐的歌者对自身专业性与爱好的坚持，也来自于具有专业水准的导师对于选手表达多元音乐的鼓励与支持。

　　（一）歌者表达多元音乐

　　在节目中，很多流行音乐之外的小众音乐的歌唱者，凭借自己的专业性，力图在文化工业的庞大机器下，尽可能呈现出区别于流行音乐的本真力量、异质元素。其中，爵士乐的呈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爵士乐的配器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旋律组、和声组和节奏组。其中旋律组主要由各种管乐声部来担任；和声组主要由钢琴、贝司和管乐组成；节奏组主要由鼓、贝司和钢琴来实现。爵士音乐的旋律中存在大量的半音（以音为主要特征），有鲜明辨识度的节奏（切分、三连音）。在爵士音乐的演唱中，歌手常加入一些无意义的衬字即兴演唱旋律。而真正的爵士乐所体现的核心表演形式便是即兴合作。爵士音乐的即兴合作演唱（奏）叫做“Jam”，对于演出者而言类似于游戏，是一种通过“玩”音乐来得到享受和愉悦感的过程。[7]它是一种即兴的艺术，而这种艺术的正确表现则来源于演唱（奏）者具有相当精准的辨音能力和节奏控制力。因此，爵士乐是一种强调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音乐类型，体现于其演唱难度和技巧高深，而这在《中国好声音》所演出的爵士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参赛选手王韵壹与赵可合作演绎的爵士版《一样的月光》，就通过高超的技巧和表现力赢得了好评。笔者通过对二人演出中Jam部分进行记谱并从音乐元素中对其专业性进行分析，可以明确辨认这场演出是相对纯正的爵士乐：

　　A、都有节奏组（通常是鼓、低音提琴以及像钢琴、班卓琴或吉他之类的和弦乐器）。本次演出的乐队编制的齐全足以完成演奏工作；

　　B、都有像节拍器那样的机械的不断反复的节拍做基础，加上切分音节奏的旋律和节奏型。如本次演出中最后Jam部分中所出现了大量的切分节奏和三连音；

　　C、和声结构常用布鲁斯音阶作旋律素材。我们在谱例中清晰地看到布鲁斯音阶的构成。

　　D、声乐和器乐的音色特点以及其它演奏或实际技巧具有爵士乐所特有的风格，诸如滑奏、揉弦、咬字吐音等。在他们的演唱中，经常出现一些无意义的衬字（如ba，bi，da等发音）来带出旋律，这是爵士乐所具备的特点之一。

　　而王韵壹特有的声音特质和对音乐的直觉，传递着爵士乐较为本真的特质。她的声线略带沙哑，类似于美国女爵士乐手，她的低音可以到达男歌手都无法到达的音域。而其对爵士演唱技法的熟悉和敏锐的听感，使其可以通过直觉实现对旋律的控制。赵可的爵士素养也非常突出，在主歌部分和即兴Jam部分模仿爵士小号的音色体现了其对声音的高超的控制力，在Jam部分的演唱时音准的精确度令人叹服。

　　尽管爵士乐领域由于其进入门槛较高而处于相对小众化的范围，但由于其自发轫之时即在特定时代的普通民众甚至底层民众（19世纪末的美国黑人群体）中流传，因此与普通受众的间离感并不强，但《中国好声音》中的爵士表达，无疑是中国大众流行音乐之外的一朵旖旎的花朵，它承载着歌者对于同质性的反抗，表达着自由与多元。

　　（二）评审呵护音乐类型

　　处于小众音乐受众范围内的参赛选手袁娅维，其在舞台上的表现与舞台下的学习中，一直受到导师刘欢的支持。对于灵魂乐（Soul）的热衷，使得袁娅维的演唱在传播方向上是“更加向内、更加内敛”的类似于人内传播的一种风格，刘欢在《中国好声音成长教室》中，认为这种朝向自我的歌唱“有的时候更技术化，可能大家会一下子很难接受、很难理解”。而袁娅维在结束于《中国好声音》的最后一场比赛时自己也表示，这样面向大众去唱歌“对我来说不太适应”。

　　在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唱出最后一首歌之前，袁娅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小众音乐路线，被杨坤比作“优雅的姐姐”，直到唱出最后一首带有了明显流行音乐色彩的歌曲《Crazy》，杨坤转而将其称为“性感的妹妹”，从这样一种称呼的变化，可以看到袁娅维此前一直清晰的小众风格。

　　而刘欢组在广大观众面前集中体现专业评审人员对于大众文化收编力量的反抗的，是四进一的比赛中。该期节目里，在第一场袁娅维与徐海星各自演唱过后，主持人请导师选择两位学员中的哪一位暂时安全，刘欢选择了袁娅维，他这样表示他的理由：“哪怕是小众的，但是可以丰富我们中国听众的耳朵和类型判别力，我再努力一次，让袁娅维暂时安全，希望你们能理解我。”在此次比赛的最后一场，袁娅维与吉克隽逸的各自演唱环节结束后，吉克隽逸最终成为刘欢组第一名，袁娅维要告别《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此时刘欢用他的振臂高呼，再次传达这种反抗，原话如下：

　　“我还想特别对袁娅维讲，所有人都看到了你在歌唱方面的能力，你驾驭歌曲和改编歌曲的能力，你现在自己主要的方向是Soul和R&B，我领你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是希望更多的人接受到这样类型的音乐。我们感谢今天的媒体朋友们①前面一轮对于袁娅维的充分的肯定，这一点让我非常欣慰。此外，媒体的朋友们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些媒体是来于自网络的，我在此之前注意到我们网站上对于歌曲的推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停留在Top 10、Top5等等，能不能以后在你们的网站上把我们的类型分出来，比如我们中国的音乐有摇滚、有爵士、有R&B，我们有自己的音乐类型！我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中国的音乐丰富起来，让观众的耳朵听到更多不同的音乐，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也是Tia（袁娅维）奋斗的目标！请记住这个名字：袁娅维！”

　　刘欢的振臂高呼使得现场主持人华少紧接着说出下面这句话：我们不该起立鼓掌一下，来表达对这一决议的信心吗？——而此期《中国好声音》播出结束后，一些网站的音乐搜索首页推介已经明确进行了音乐专业类型的划分。可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选手本身、专业评审、节目制作者及现场主持人、观众以及网络媒体，大家共同完成了这一反抗单一、解放主体的行动。

　　同时，庾澄庆、汪峰等导师，也通过改编的方式，直接参与到多元音乐的表达中。他们的一些改编为大众对摇滚乐的理解有着有非常强的启蒙作用。尽管《中国好声音》中也存在流行音乐对小众音乐进行收编的歌曲案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相较于以往流行音乐一统天下的选秀节目，评审和选手们在进行音乐表达时，不乏对于音乐类型多样化的积极主动的追求。总导演金磊的一句话为其做了很好的注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大家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细分。这是一个很积极的现象，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提出人的个性的一种绽放、尊重，人的个体价值的呈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