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2014年被人们称为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媒体融合元年”，中国传媒业正式进入由国家战略高度启动全新的媒体融合阶段。可以说，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及传媒产业环境下，媒体融合既是中国媒体再造生产流程、提升内容品质的行业问题，也是中国媒体寻求新型产业模式的经济问题，更是中国媒体切实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政治问题。

　　媒体融合带来媒体与资本发展的良机

　　从党的十六大决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到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到十八大确立“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强调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再到2014年习总书记在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以及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倡导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创新发展的脚步已经不再是“只闻楼梯响”。受连续政策利好的影响，2014年8月以来，大陆股市文化传媒板块应声走高，显示资本市场对文化传媒前景充满期许。而中国媒体融合时代大幕的拉开，无疑又给这种前景增添了澎湃的动力。

　　在国家利益层面，中国媒体能够通过融合发展，契合当下及未来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迫切需求，在愈发多元化的舆论场中彰显引导力、阐释力、影响力。随着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理念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需要完成对“新主流媒体”的寻找与确认，媒体融合则正是时代给出的答案。这也促使资本注入传媒的行为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投资行为，而是获得了建构国家软实力、对接国家传播战略的重大意义。

　　在公共利益层面，中国媒体能够通过融合发展，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小情上发出贴近民众的声音，履行社会守望职责，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正确看待外部世界，形成理性信息认知，弥合国家话语在“两个舆论场”中的撕裂，统合社会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扭转传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能力遭遇损耗与抑制的被动局面。而资本方则能够通过注入媒体，彰显自身的社会担当与公众责任，将自身的价值追求与公共利益更好地结合。

　　在商业利益层面，中国媒体能够通过融合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潮流冲击面前，通过自身的彻底转型与改变，在“传统的体制机制束缚带来的生存危机、新媒体冲击带来的竞争危机、行业不景气带来的发展危机”中逢凶化吉、转危为机，这关系到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投入媒体融合发展，则能够有效实现资本方在收益盈利、产业链扩充、战略拓展等方面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