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西学东渐，思想与潮流交融的思潮风起云涌，其呈现的脉络无疑与展示的载体或平台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国家、社会的话语乃至意识形态重构处变动不居。其中，“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涉及政治也涉及报刊传媒。探讨报刊与这一政治议题的关系，显然有其价值。“主义”多被定义为过激主义，意指政治上激进。李大钊刊文将陈独秀被捕与“主义”关联。而杜威及其学生胡适将此与过激党联系。这涉及有学理转向政治，无疑是其时学理讨论的政治化重要体现。而胡适、李大钊这样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精英将分歧公布于众，“问题”与“主义”的两离自然是不可弥合。道统意义上政见不同等决定了《每周评论》舆论影响的两歧。探析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南北舆论呼应中《每周评论》及《星期评论》的遥相呼应，可谓就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融通这一纠葛找到分析的切入点。报刊史探索涉及舆论空间的分析框架，南北舆论呼应中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密切，学界应当注意。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

    观点摘登：　　　　

　　作为思想乃至思潮的载体，近代意义的报刊区别传统的京报、邸报。相对于京报、邸报时间很短，显然是新生事物，广播出来之前属新媒体应毫无疑义。此外，以往对陈独秀、胡适等报刊传播思想史研究重在经典文本、精英、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学术传承的理路，较少关注近代“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社会思潮的形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歧下精英人物的时评价值取向。

　　就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期刊杂志而言，社会主义思潮是伴随着欧战中德国、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起的。而中国“五四”前后舆论精英面对的不仅仅欧战后世界地图的重绘，还涉及袁世凯病逝后社会秩序的重构乃至民族精神重建的种种设想。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过程中对西方的审视及对近代民族精神的重构，与西方政治语境对中国的影响密切关联。就知识分子而言，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胡适等与社会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在由思想启蒙转向谈论政治后有诸多分歧，1919年下半年胡适与李大钊等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胡适倡导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要从问题出发，其学理依据来自杜威哲学。在胡适看来，“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李大钊等予以反驳，诸多报刊投入论战。就近代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潮流、世界潮流。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潮流在近代中国的成功显然与媒介系统的舆论动员密切相关，而报刊无疑是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五四”前后的报刊上百种，组成了媒介系统，鼓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媒介系统的反应。关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源流中的共产国际、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无疑显示了报刊预流之精神，也展示了近代报刊的世界目光。

　　与封建的结构论及资本主义的功能论相比，倾向于“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多强调民众思想启蒙要从社会底层做起，中国社会变革要从下至上。与资产阶级同人办报的学理相比，社会主义者多强调舆论宣传高度一致，党报强调阶级性、组织性与战斗性。当然事情有另外一面，正如杜威在北大演讲所称：“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景。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绝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原理；其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 杜威在北京的演说当然有针对中国所谓过激派政治传播之用意。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强调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以重建的精神进行革命。对待报刊舆论，他们强调要以民众为中心，且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相比较而言，胡适等知识分子显然占据了主流的话语，而近代早些时候无产者无疑处在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下游，他们作为民众群体的代表，无疑与社会草根阶层有更多的联系，这从报刊筹办上也可窥见一斑，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风貌。简言之，探析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南北舆论呼应中《每周评论》及《星期评论》的遥相呼应，可谓就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融通这一纠葛找到分析的切入点。报刊史探索涉及舆论空间的分析框架，南北舆论呼应中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密切，学界应当注意。

    作者：王天根 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